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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广州中山大学基层组织历史综述
作者：曹直 来源：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广东党史资料（第三十一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12，第23页
中山大学于1926年7月为纪念孙中山而得名，其前身是孙中山于1924年春创办的广东大学。广东大学由原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广东法科大学、广东农业专门学校组成。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及广东法科大学的历史均可上溯至1905年（清光绪31年）。广东农业专门学校的历史，可上溯至1909年（清宣统元年）。广东大学建立后，于1925年兼并了广东医科大学，广东医科大学的历史可上溯至1909年。
中共广东地方组织始建于1921年春。由于广东党组织的主要创建人谭平山当时正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任哲学教授，且广东建党之初，主要在学生和青年群众中开展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宣传教育工作，为建党作准备而建立的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也首先在学校中发展组织。所以早在1924年广东大学建校之前，中共广东地方组织就开始在其前身的院校中，进行了宣教工作并试行发展组织，因此可以说，广东大学的创建与中共在广东大学的活动，事实上是同步进行的。本文记叙的是1921年至1949年间中共广东地方组织在中山大学及其前身院校中活动的概貌，侧重在组织机构变迁及成员交替两方面。由于档案资料的缺乏，本文主要依据查证回忆录及向当事人进行调查访问，力求真实准确地反映中共中山大学基层组织在历次革命运动中所作出的贡献。
一、广东党的创建和大革命时期（1921.3——1927.7）
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于1921年3月，她是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前，国内成立的6个地方早期组织之一，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由陈独秀和参加过五四运动的北京大学毕业生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人组成，此时他们分别在广东省高等师范学校和法政学校任教。创建小组之前已于1920年8月在广州组建了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在大专院校中发展组织，以作建党的准备。中共“一大”召开后，中共广东支部成立，谭平山任书记。1922年春，高师附中教师谭天度入党。随后，高师学生蓝裕业、丁愿、赖谷良，法科大学学生郭瘦真、郭寿华、沈宝同、沈春雨、沈厚堃（沈青）、杜丛郁等先后加入党的组织。 1924年2月，沈厚堃任由党团领导人组成，旨在推动国民党改组和国共合作，开展国民革命运动的粤区国民运动委员会执行委员。1924年10月，沈宝同任中共广东区委青年运动委员会负责人。这10余名师生，是当时为数不多的早期广东地方党员，亦是广东大学的前身院校中的中共党员。
1924年2月4日，孙中山下达《着创建国立广东大学令》时，正值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闭幕，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之际，国共双方都对广东大学的创办非常重视，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曾出任广东大学的筹备委员。随后，他介绍了张申府出任中山大学教授兼图书馆馆长。张申府为1920年10月成立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三人之一，曾应聘到法国里昂大学教书，后去德国柏林，成立中共旅欧支部，1923年年底经苏联回国，1924年初到达广东大学后，孙中山曾热情接见。1924年间，曾在广东大学任教授的尚有周佛海，此人曾在中共创建初期，在上海参加建党活动，后来是旅日小组成员。他在广东大学教书期间，因组织观念薄弱，经常不过组织生活及拒绝接受批评而受到党内警告处分，直至被中共广东区委决定开除党籍。在此期间，中共旅欧总支成员熊锐，于1925年五卅运动后回国，曾在广东大学任教授兼附中主任。在德国加入中共的章伯钧，亦由组织安排，到校任经济学教授。此外，一些著名的共产党活动家也陆续到校发表演说：徐特立1924年6月下旬由港抵校，曾作3日演讲、毛泽东1925年8月，到附中演讲《工农政策》、周恩来1926年4月12日演讲《国民革命当中之工农运动与学生运动》。刘少奇1926年5月10日在广东大学欢迎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和省第二次农民大会代表的集会上演说。肖楚女曾到校作《革命与恋爱问题》的演说。吴玉章亦曾到校讲授法语课。1926年6月初，张太雷被聘为广东大学政治研究班教授。
孙中山于1925年逝世后，广东大学于1926年7月17日改名中山大学。6月19日公布的中山大学筹委会40人名单中，包括中共党员熊锐及沈宝同。沈宝同此时为团广东区委执行委员兼学委书记。另一位著名的共产党人林祖涵，也就任特聘委员。此时，邓中夏、恽代英、苏兆征、罗绮园等一批著名共产党人都曾到中山大学任训育员。地质系教授王若怡及曾任国民党议员的李锡九亦均为中共党员，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平，亦曾参加和指导校内的党团活动。约在1926年底，经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向当时已被任命但仍未到职的中山大学校长戴季陶介绍，公开身份的著名共产党员施存统出任中山大学秘书长。施存统曾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发起人之一，后为旅日共产主义小组负责人。1922年初回国，他在中山大学拥有较大的权力，教材的采用均须由他决定。他在中山大学出任要职，显示了中共方面在中山大学的实力。但他到职后不久，因健康原因离校。他曾安排段锡朋在中山大学任教授，段为中共党员，后来叛变为反共分子。
据90年代一些地方党史资料的记载，中共在中山大学的建党活动始于1925年，这样的记载有失准确。如前所述，自1921年开始，在广东大学的前身院校，师生中已有中共党员，广东大学内中共党员的个别活动，始于学校组建之初。有组织的活动，现在见到的最早的记载是1925年8月在广东大学加入中共的徐彬如（文雅）的回忆。他写道：“那时的两派斗争异常激烈。共产党在学校里的力量还比较薄弱，全校只有一个党支部，设在文明路校本部，党员虽有三四十个，但分散在学校的各个学院，开会时才到校本部来。”“中山大学自公开发展党团员后，……学校于1925年底成立了党总支，邱启勋（逸风）任总支书记，下设文理学院、法学院、农学院、医学院和杂务公社等分支。”据此分析，最迟于1925年底以前．广东大学内已有中共基层组织（支部）的活动。
这一时期的学生党员，现在能查找到姓名的共39人，其中包括：1922年5月在高师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五·卅后入党的社会系学生赖玉润；曾担任党总支书记，后于1926年初政治消极，公开登报声明退党的邱启勋；继邱之后，由中共广东区委组织部任命的总支书记徐彬如；与徐彬如同时任职的党总支委员韩才源（海南籍）、叶浩秀（东江籍）以及徐彬如的入党介绍人王克欧、陈永年。毕磊在高师时期已入学，后来成为广东大学内国民党领导的右派组织“民权社”的主要领导人，经过中共的耐心启发和教育，思想逐步转变，1925年10月加入了共青团，同年底加入共产党。因为他曾担任广东大学学生会主席，他的转变也促使学生会发生变化。毕磊后来成为党内的重要人物，他与另一位党员学生陈辅国共同负责与鲁迅进行联系，两人同时在“四·一五”反革命政变中惨遭杀害。李求实曾参加与戴季陶的谈判，这次谈判的结果是鲁迅应聘出任广东大学文学院长，李并在鲁迅到校前，在由他主编的团粤区委机关刊物《少年先锋》上发表两篇文章，表示欢迎。许杰则负责编辑《做什么?》（陈延年提议命名的刊物，英文名《what to do?》，1927年2月7日创刊）。柯辉萼（柯麟）是由彭湃介绍加入共青团的，曾任广东公医大学共青团支部书记，是广州“六·二三”游行和公医大学收归广东大学的积极参加者，1926年初入党，曾任医学院党支部书记。饶卫华是1926年1月入党的共青团员，后调中共广东区委组织部工作，他由丁愿、童炳荣介绍入党。罗明于1925年秋考入广东大学，同年9月12日由饶卫华介绍加入共青团，据他回忆，因年龄已达入党年限，入团后数日即转为党员。他在二战期间曾担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以创建闽西根据地和反对“左”倾错误而闻名。林楚君于1925年秋入学，1926年夏经徐彬如介绍入党，他曾与王教、郭信坚、黄春源同任党支部委员，区梦觉是1926年入党的“新学生社”社员。入党后编入中山大学党总支过组织生活，并在中山大学进行革命活动，但她不是中山大学学生。1926年4月，她介绍了中山大学学生陈铁军入党，陈铁军于反革命政变后被捕入狱，坚贞不屈，英勇就义于1928年正月十五日。她的妹妹陈铁儿，亦是中大学生党员，后于1932年3月牺牲。吴毅原籍四川，在广州起义失败的危难形势下，于1928年出任中共广州市委书记，后被捕英勇牺牲。陈培仁是文科学生，1926年去广西开展工作，1927年曾任贵县县委书记，1928年牺牲。潘先甲（云波）于1924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学生军并入党。沙文求是1926年下半年入学的，后来曾任团广州市委秘书长，广州起义失败后英勇牺牲。其他能查找到姓名的党员尚有潘考鉴、莫沧白、夏占先、金仲华、李汉超、蔡松如、何仿、陈士元、张穆（恒存）、阮绍元（退之）、苏家祺、吴炳泰。以上共39人（区梦觉已计入）。
综上所述，本时期曾在中山大学及其前身院校中活动过的中共党员，现能查证姓名者共66人，其中13人在广东大学创建前的院校中参党，5人在广东大学创建后任教，9人在中山大学建校后任教，学生党员共39人。党总支于1925年底成立，邱启勋任总支书记至1926年初，他退党后由徐彬如继任。总支原来设在校内，1925年“三·二〇”事件后，为安全起见，迁校外油业工会附近办公，总支下面设各个学院或机关的分支。
本时期共历6年时间，中山大学及其前身院校中的中共基层绢织．开展茧命活动的情况大致如下：
1、在1921年至1924年间，发动学生参加政治运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宣传。广东学生在五四运动以前，很少参加政治活动，五四运动后才逐步开展反对不平等条约的宣传及抵制日货的活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加强了对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导，团的外围进步青年组织新学生社于1923年6月17日成立，高师和法科大学、公医大学是新学生社的重要阵地。1924年底，广东大学已有新学生社社员160余人，占本科预科学生人数1296人的12％，党组织通过新学生社，团结广大学生，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使广东学生运动出现新的气象。
2、发动学生积极投入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斗争，发动学生走向工农群众，开展工农运动和青年运动。当时，广大学生觉悟不高，高师还出现过有学生认为美国没有皇帝，不是帝国主义国家的笑话。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全国震动，广东学生也深受冲击。广州学生和社会其他社群联合在广东大学召开市民大会，决定成立工农兵学大同盟支援上海同胞。6月23日，广州举行10万人大游行，遭英法帝国主义开枪射杀，酿成50余人死亡的“六·二三”沙基惨案，广东大学师生多人受伤。事后，广东大学师生集会声讨帝国主义罪行，组团分赴全省各地进行宣传，并支援省港大罢工，支援香港罢课回穗的学生，进而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广东公医开展了反对奴化教育，要求收回教育权的斗争，终于在1925年7月1日，由广东革命政府正式发布命令，接收公医大学，改为广东大学医学院。
3、推动学校的革新运动，要求清除学校中的封建势力和右派势力，加强进步力量，改进教学。1925年10月，广东大学的首任校长邹鲁公开反对孙中山的联共政策，成为西山会议派首领之一，造成校内右派势力猖獗，尤其是文学院基本上是满清翰林掌握大权。校内左右两派学生斗争激烈，在党的领导下，右派势力逐渐分化，左派势力迅速发展，斗争结果是邹鲁被迫下台，文学院进行大改组，择师运动中15名不受欢迎的保守派教授被辞退。一批著名专家教授应聘南下，1926年8月，戴传贤被任命为中山大学首任校长。戴是蒋介石的心腹，思想反动。他此时刚出版的《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已成为国民党右派进行反共活动的理论依据。鉴于中山大学内左派力量日益强大，他迟迟不来广州，在上海与陈独秀会晤，寻求陈的支持。陈介绍著名共产党员施存统来中山大学任秘书长，他亦应允，陈独秀乃通知中共广东区委的陈延年与戴进行谈判。戴到达广州后，在中共广东区委陈延年的部署下，派恽代英、邓中夏为代表，中大党总支书记徐彬如及团粤区委候补委员毕磊参加，与戴传贤进行了谈判，狠批了他的反动思想，并提出聘请在厦门大学任教的鲁迅接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长。经数次谈判后，1927年1月，鲁迅被任命为教务长兼文学系主任，学有专长的进步教授的陆续到达，带来了教学与科研的新繁荣。
4、协助中共广东区委开展革命活动，派出党员协助团粤区委加强了团的领导。1926年初，中共广东区委在区委书记陈延年的亲自领导下，由广东大学党总支协助举办数期干部训练班，广东大学党总支书记徐彬如任班主任。为加强北伐军的政治工作，中共广东区委与国民党左派人士合办的军队政治干部训练班，也在广东大学开课，周恩来亲自负责，郭信坚负责具体工作。团粤区委和广州市委在1923年5月至1926年5月的3年间，改组及换届共12次，中大党员共11人出任过重要职务，其中郭瘦真、赖玉润任过团粤区委书记，赖玉润还曾于1926年3月至1927年夏任党的区委秘书长。沈宝同任团粤区委及广州市委学委书记。广东大学还曾派出师生，随东征军参加讨伐陈炯明，1926年下半年，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中山大学百余名学生参加北伐宣传队，郭沫若也在中共广东区委的支持下，参加北伐军政治部工作。
由于中山大学中共基层组织的努力工作，中山大学在广州学生运动中发挥了带头和推动的作用，而广州学生运动的迅猛开展，又成为本时期党领导的广州革命群众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校园内的斗争．毕竟离不开全局的政治气候．1925年秋孙文主义学会成立后，广东大学亦为其重要据点，这个组织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反对国共合作，其在中山大学的成员，经常手持手杖，向进步学生进行挑衅及打斗，被称为“士的党”。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蒋介石新右派成为统一战线的主要危险，1927年初发生的迁都之争，3月24日北伐军占领南京后，中山大学校内左右两派学生的斗争剑拔弩张，已开始向殊死的阶级斗争转化。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广东新军阀于4月15日在广州制造白色恐怖，大肆屠杀革命群众，一日之间，逮捕工农群众2000余人，中山大学亦于凌晨四时被军队包围，由孙文主义学会党徒带领，窜入学生宿舍，按黑名单进行搜捕，广东党组织事先对这一场反革命政变曾作过估计，部署应变措施，但麻痹思想亦同时存在，措施并未落实，因此损失惨重。中山大学被捕的30余人中，毕磊就住在原宿舍未及转移，故当日即被捕，鲁迅曾挺身而出进行营救，但遭到戴传贤、朱家骅等的阻挠，中山大学革命师生在这一场反革命政变及事后的广州起义中英勇牺牲的人数，至今仍无法作准确统计，现能查证姓名的烈士共37人，其中教职员4人：教授熊锐、理科职员刘秀文、卫生部职员苏家骥、护士陈伯华。学生33人：医学院卢福懋、陈嗣炎、甘吉杰、罗其屏、李锡兰、余世杰；文学院洪灵菲、叶浩秀、欧阳业瀛、蓝裕业、李应兹、张肇志；法学院袁德韻、杨承炳、邵贞昌；理学院欧阳继统、吴炳泰、邹师贞；农学院郑作贤、黄承先、熬昌骙；预科吴笑梅、区夏民；附中何鸿柱；其他院系：毕磊、陈辅国、邓季浦、刘启贤、彭德禄、张兴、余创之、余冠英、陈海滨。他们和为数不少没有留下姓名的烈士们，都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是中国最早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影响并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英勇献身的新一代中国知识青年的代表，他们也是中山大学优秀师生的典范，此外尚有大批进步教师学生被开除出校，其中包括许涤新，黄药眠等。
本时期处于中共建党之初，国内的政治斗争尖锐复杂，中山大学的中共基层组织中，也不免鱼龙混杂。在这一段大浪淘沙的历程中，陈公博，周佛海均因严重违反党纪，受到党纪的最高处分而被除名，最后竟沦为汉奸。最早担任党总支书记的丘启勋，公开声明退党。，在阶级斗争的惊涛骇浪中，有些党员亦未能坚持革命斗争到底。而从旧的营垒中走出来的毕磊，却在短短的两年中，成长为一位坚贞不屈的优秀党员，其他脱险的多数党员，大都从此走上职业革命者的历程，分赴各地继续坚持斗争。据徐彬如回忆，曾于1927年1月到中山大学任教半年的鲁迅，曾在中山大学召开的欢迎会上说：我未来之前，听说广东很革命，已经赤化了，所以决心到广东来看看。来了后，果然看到街上到处悬挂了许多的红标语。但仔细一看，红布上是用白粉子写的字，红中带白，我对革命感到有些不放心。回顾历史，当时对形势曾作出正确估计的，有以周恩来和陈延年为代表的中共广东区委，他们提出过被历史证实为正确的分析和决策，但未能被当时的中央接纳；另一位则是鲁迅先生，他毕竟目光犀利，历史证实了他的预感和忧虑是完全准确的。
本时期党员名单：共71人
1、广东大学建校前16人：
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谭天度、蓝裕业、丁愿、赖谷良、郭瘦真、郭寿华、沈宝同、 沈春雨、沈厚堃（沈青）、林丛郁、黄孝畴、刘英智、刘尚德
2、广东大学建校后8人
李大钊、张申府、周佛海、熊锐、章伯钧、张太雷、孙炳文、林祖涵
3．中山大学建校后47人：（教师9人，学生39人）
邓中夏、恽代英、苏兆征、罗绮园、王若怡、李锡九、施存统、赖玉润、邱启勋（逸风）、徐彬如（文雅）、韩才源、叶浩秀、王克欧、陈永年、毕磊、陈辅国、李求实、许杰、柯辉萼（柯麟）、饶卫华、童炳荣、丁愿、罗明（善培）、林楚君、王教、郭信坚、黄春源、陈铁军、陈铁儿、吴毅、陈培仁、潘先甲（云波）、潘考鉴、莫沧白、夏占先、金仲华、李汉超、蔡松如、何仿、陈士元、张穆（桓存）、阮绍元（退之）、苏家祺、吴炳泰、区梦觉、段锡朋、沙文求
二、土地革命战争末期和抗日战争初期 （1933一1938.10）
八一南昌起义揭开了历史的新的一页，中国革命进入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广州的中共地方组织在“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仍然坚持领导广州工人阶级和劳苦群众开展反对新军阀的斗争，并于1927年12月11日，举行了震撼中外的广州起义。由于反动派在广州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起义以失败告终。此后，中共广州地下组织屡遭破坏，1928年先后有5任市委书记被捕牺牲，1929年5月至1932年8月，有3任市委书记及1位市委主要领导成员被捕牺牲。其中1928年5月出任市委书记的吴毅，是中山大学学生。他临危受命，重组市委，领导广州工人及郊区农民开展反抗斗争，并出版了油印刊物《手锤凿》和《工农兵》，以指导运动的开展，同年7月被捕牺牲，年仅21岁。自1932年10月始，至1936年6月，广州市中共地方组织已不复存在，中山大学的基层组织亦随之解体。
但是，反动派的疯狂镇压并没有吓倒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分散和隐蔽斗争仍在此起彼伏地持续中，特别是1931年“九·一八”事件日帝侵占东三省后，民族矛盾激化，广州人民纷纷响应中共团结抗日的主张，组织起各种革命团体，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32年在上海社联加入中共的何思敬于是年9月由组织部署到达广州，出任中山大学教授，他以同情马克思主义的面目出现，不与地方党和群众组织发生关系。1927年春入党但已失去组织联系的连贯，亦进入中山大学图书馆工作。1926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参加中共但已失去组织关系的温盛湘，1932年从日本回到广州，以教师为职业掩护革命活动。中共两广省委于1931年9月20日和22日，连续发表反对日帝侵略中国的通告及宣言后，中山大学成立员生工友抗敌救国会，要求国民党政府对日宣战，并在广州开展拒绝买卖日货运动。是年10月10日，广州公安永汉分局局长杜煊泰镇压爱国学生和群众，酿成死难10余人，伤80余人，被捕100余人的永汉路双十惨案。1932年至1933年初，广州先后出现10多个进步文化团体，在何思敬与温盛刚的协助下，与中共中央文委领导的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取得了联系，组成了该盟的广州分盟，但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镇压。1934年1月28日在社联纪念“一·二八”事件两周年的剧场内外，大批特务军警共逮捕“文总”成员60余人，其中文总的领导和骨干温盛刚、谭国标、凌伯骥、赖寅倣、郑挺秀、何仁棠遭敌人杀害，是为广州文总六烈士，其中凌伯骥、赖寅倣、郑挺秀、何仁棠为中大学生，谭国标曾毕业于中山大学附属中学。牺牲时年纪最大的28岁，最小的19岁。以中山大学附属中学学生为主体组成的中山大学抗日剧社，经过两年多的爱国宣传演出后，亦于1934年2月遭到镇压，主要成员李克筠被捕，其余成员亦被通缉，革命力量又受到一次严重的打击。
镇压并不能阻挡青年人追求真理和进步，加上此时中华民族已到了生死存亡关头，中国共产党于1935年8月1日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要求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的主张更深得青年学生的拥护。拥护共产党，寻求党的领导，成为广州学生先进分子的共同心愿。这时在中山大学，同时出现了几个进步青年秘密组织，为党在广州建立外围组织及广州学生声援“一二·九”运动作好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中国青年同盟”始建于1935年7月。原中共中央出版部发行科上海党小组，于1935年7月与上级失去联系，该小组同意该科中共党员王均予转移到广州开展活动。王均予到达广州后，以该科原有的读者会为基础，整顿发展为“中国青年同盟”秘密组织。该组织要求成员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及苏维埃，遵守纪律．保守秘密。中山大学最早加入“中青”的是钱兴、栗稔、曾振声（曾生），后来相继加入的有袁鉴文、莫福生、杨瑾英、梁湘、梁奇达、周明、朱文畅等。
在中山大学高中部，最早参加“中青”的是张寿南（温焯华），后来加入的有刘汝琛、陈柏昌、周匡人、谭丕桓。
“突进社”始建于1935年10月，这是在何思敬的启发指导下建立的一个秘密组织，其宗旨为拥护中共号召，突破国民党的压迫，掀起抗日救亡高潮。由张直心牵头，动员吴超炯、叶乃勋、曹芥茹（杜埃）、陈维岳等人组成，稍后参加的有严蒲特（饶彰风）、黄焕秋、刘秉钧（刘天行）、余铭艳（余明炎）、陈树功及中大附小教师徐青、杨槐等，后来还向校外发展至一百余人。
“马列主义行动团”始建于1935年10月，成立地点在广州白云山摩星岭，这是中大青年学生自发组成的秘密组织，顾名思义是以学习和宣传马列主义，拥护中共为奋斗目标，牵头的是中大政治系四年级的云南籍纳西族学生李群杰，参加者有虞焕章（杨康华）、王甲纲、张箐、李驹良、曾镈共6人，后来还在外围建立读书小组，并向校外发展。
“反帝反法西斯大同盟”是另一个规模略小的秘密组织，主持者为中大的冯道先和罗范群，梁荣生（梁嘉）、杜渐蓬、赵君哲、钟骞及中大附中的周伯明参加这一组织。
以上这些秘密组织的共同特点是：信仰马克思主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拥护中共的主张、积极寻求共产党的直接领导。这些组织之间，互有联系，通过各种活动团结同学，积蓄力量，准备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1935年冬，何思敬教授在中大校刊上发表了号召抗日的长诗，拥护中共八一宣言。不久北平爆发了“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上述进步组织的骨干，迅速积极响应和声援，他们行动迅速，与西南军阀御用的学生组织“抗声社”作斗争，夺回了领导权，揭露了他们把持机构、包而不办的阴谋，选举产生了抗日大会主席团，组织了3次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其中1月9日汇集全市学生及市民共达3万余人。群情激奋，声震羊城。1月13日，国民大学学生举行示威时，中山大学亦派出队伍支援，遭到陈济棠政权的镇压，中山大学纠察队队长冯道先等4人被绑架，随后又有中大学生栗稔、张凤楼、李驹良、梁嘉、雷瑞英等人被捕，曾生、钱兴等被学校开除，后经教师、家长及广大学生的抗议，虽然释放了被捕学生及收回了对栗稔等不予注册的成命，但冯道先惨死狱中，朱文畅被杀害，沉尸白鹅潭，公开的抗日救亡运动被取缔，爱国学生运动又转向沉寂。但经过“一二·九”运动锻炼的积极分子，政治上更趋成熟，统治者的压制，反而促使他们更加坚定了挽救民族危亡和积极寻求党的领导的决心。重建广州党组织的条件更加成熟了。
中山大学中共基层组织的重建，时间在1936年底，据王均予回忆，他经原中央出版部发行科党小组负责人易吉光的联系，于1936年5月到达天津，向北方局宣传部长李大章作了汇报，恢复了党籍，并经李同意，布置他回广州重建党的组织，“中青”成员可作建党对象。他于6月底回到广州，7月开始在广州几间大学中发展党员，中山大学最早加入党组织的是钱兴，到9月间，又陆续发展了李驹良、杨瑾英、栗稔、曾振声、梁奇达、周明等。与此同时，1936年春，“突进社”主要负责人张直心经何思敬介绍，在香港宋王台与北方局派来的薛尚实建立了联系，经薛介绍加入中共，薛并指示他回广州后可将“突进社”作为党的外围组织。1936年6月开始，他在中山大学发展了陈维岳、吴超炯、杜埃、李静音等人入党。在这一段时问里，“马列主义行动团”的李群杰、杨康华加入了党组织，“反帝反法西斯大同盟”的罗范群于1936年9月在香港经苏蕙介绍入党。梁嘉于同月由金昌华介绍入党。
1936年9月，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在香港成立，薛尚实为负责人，中大学生饶彰风为南委成员之一。随后．南委在广州建立了直属支部，以张直心为书记，党员近20人。这个支部以中山大学原“突进社”中的党员为主体，兼有几个在国民党军队任下级军官的党员。1936年12月，南委领导下的广州市委成立。王均予任书记，中大学生罗范群和周明分别任组织部长和职工部长，梁嘉于1937年5月起任青年部长。市委下辖8个支部，中山大学支部是其中之一。
中共中山大学支部建立时，首任支部书记为钱兴。1937年，金昌华及梁嘉继任。同年9月，市委决定由余铭艳（明炎）接任支部书记，组织委员张尚琼，宣传委员杨瑾英。市委布置的重要任务之一是积极发展党员，克服关门主义倾向，党员发展至24人（南委直属支部及外调的党员未计入），各学院设党小组。文学院小组组长由张尚琼兼；理学院小组组长谭家驹；工学院小组组长莫福生；农学院小组组长陈任生；医学院小组组长李福海。余明炎毕业离校后，市委于1938年9月派出刘汝琛接任支部书记，莫福生为副书记，杨瑾英为组织委员，由3人组成支委会，下面仍按院别建立党小组。这一届支委会，工作至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在这一段时期中，支部自建立至结束共不足两年的时间，发展党员人数现在能查找到姓名的共102人（包括附属中学、小学28人在内）。估计实际人数会略多一些。这一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后来经过抗日战争的考验和锻炼，都成为抗日救国斗争的中坚力量。中大支部在接近两年的时间里的主要活动是：
1、认真执行党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策略，深入发动青年学生和人民群众，动员、团结、组织他们加入抗日救亡的行列，发展全民族团结抗日的大好形势，并在运动中建立和发展党和党的外围组织，1936年5月，中大成立乡村服务实验区，在校区附近十余个乡村开展抗战宣传及科普教育，中青和突进社成员积极参与这一活动。1936年11月8日，广东文化界追悼鲁迅逝世大会在中大附中礼堂举行，金昌华、黄焕秋发表演说，饶彰风及杜埃在特刊上发表文章，此次集会开拓和促进了文化界的大联合。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被迫接受了我党提出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广东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粤系军阀陈济棠下野。中大中共支部在省、市委青委的领导下，加强了党对抗日青年运动的领导，发扬中山大学自大革命以来素有的革命传统，率先建立抗日救亡组织，使之得以纷纷出现，首先于1937年12月26日建立了“中大附中抗日先锋队”，1938年1月7日建立了“中山大学抗日先锋队”，以公开面目出现，团结广大青年，壮大进步势力，并与省内其他6个著名青年团体共同组建了“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建立起爱国青年的统一组织。还在市区进行难民收容救济工作及组织大规模的慰问伤兵活动。支部还组织同学分散到省内各地农村，宣传和发动人民群众。广州沦陷后，中大抗先兵分3路，一路参加省抗先组织的东江区队（中大党支书刘汝琛及谭家驹、林耀族分任正副队长，刘汝琛为党组书记，李果为支部书记），另一路深入西江和中区农村，发动群众，建立青妇组织和农民武装，还协助地方党组织在农村建党。如鹤山县的党组织就是在1938年由中大抗先的一个队的党支部重新建立起来的。第三路由中大党支部副书记莫福生率领，随学校撤退粤北，参加广州大中学生总集训队，并成立新的党支部。
2、向省、市委输送了一批优秀的党员干部，为广东党组织的重建和发展，作出了贡献。省市委鉴于中山大学在华南地区所处的重要地位及中大党组织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对中大党支部非常重视，南委组织部长黄文杰和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都曾到过中大参加支委会议，传达中央精神及布置工作。在1936年12月至1938年10月的三任广州市委中，原中大党支部党员罗范群曾担任广州市委书记，梁嘉、周明、黄梅棣、吴超炯、周楠、杨康华等均为市委会委员兼部长。还有8名党员则出任过市属基层支部社会团体的领导职务：李健行任榨油工人支部支书；李静音任妇女支部支书；邓贞子任女青年会支部支书；黄泽成任“救亡呼声社”研究部负责人；谭丕桓任“青年群文化研究社”中共支部支书；俞福亲任广州市妇女会理事，支部还动员了一批党员到国民党十二集团军从事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工作，支部在本时期发展和培养的党员在抗日战争后期的敌后抗日武装斗争和地方党组织的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则更为显著。李群杰曾担任中共云南省工委书记，曾生曾任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司令员，杨康华任东江纵队政治部主任，罗范群曾任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政委，周伯明曾任珠江纵队参谋长。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中，中山大学的一些优秀青年和中共党员共15人为革命事业光荣牺牲。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牺牲的有：陈铁军、陈铁儿、陈培仁、冯道先、朱文畅、沙文求、凌伯骥、赖寅倣、郑挺秀、何仁棠、谭国标。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有：支部书记金昌华于1942年在太行山战斗中牺牲。陈柏昌于1941年10月在东莞县绒旗墩被反动派逮捕后投入深潭而牺牲。林耀族在海南与国民党谈判时被杀害。谭家驹牺牲于惠州。钱兴曾任中共广西省委书记，解放战争期间任中共粤桂湘边工委副书记，1948年11月在怀集战斗中牺牲，他们的英名将永载史册。
本时期党员名单: 89人
何思敬、张直心、吴超炯、杜埃、陈维岳、李静音、饶彰风（严蒲特）、虞焕章（杨康华）、钱兴、张寿南（温焯华）、栗稔、曾生（振声）、杨瑾英、余明、陈文汉、郑鲁秀、周薇雨、刘汝琛、莫福生、林耀族、周匡人、罗光连、梁鉴文、李家珍、方芜军、罗湘林、徐桃龄、李光中、谭家驹、陈柏昌、许明远、吴逸民、李福海、吴子熹、余萍、徐青、刘天行（秉钧）、余铭艳（明炎）、叶乃勋、陈树功、金昌华、罗范群、黄泽成、林西平、许侃、钟承宗、黎元杰、谢文思、李家鼎、李超、莫福枝、廖衡、邓贞子（邓戈明）、孔庆余、谭朗昭、洪 桥、龙世雄、李群杰、李文浩、黎素绯、俞福亲（小曼）、钟远蕃、周 楠、钟靖寰、钟思明、李康寿、陈任生、张尚琼、李驹良、林玩、何坤巽、袁鉴文、丘陶常、辛升粹、何达亨、劳家顺、梁嘉、李见心、陈钊、林汝熙、苏秉槛、林华康、苗文纾（陆华）、温妙荣、黄若潮、李健鹏、李雪英、黎乃民、李家珍
本时期中大附中附小党员名单
附中：27人
唐健、朱康玲、陈恩、吴凤珠（吴青）、温盛湘、王荣耀（炎光）、陈柏如（夏冰）、钟锦娴（钟璐）、司徒艳、容振华、崔隹（崔隹权）、杨应芬（重华）、沈式晖、吴丽珍、叶启祚、李展、伍殿衮、简锡煊、徐可贞（徐希）、陈联新、虞成章（杨和）、杨步尧、洪佩兰、张华明、饶奕昌、曾日东、徐华叔
附小：1人，梁奇达
三、抗战中、后期（澂江阶段和坪石阶段）（1939.3—1944.12）
广州沦陷前，中大奉命西迁。初迁广东罗定，后改迁广西龙州，未几又奉命再迁云南澂江。中大图书馆主任杜定友泣记了一篇《西行志痛》，记载历时115天，行程1万1970余公里的苦难历程 1939年3月1日，中大在澂江开学，办学至1940年10月，历时近2年。
澂江位于云南南部，距昆明60公里，四季如春，风景优美。蔚蓝的抚仙湖，明净的天空，众多的庙宇为中大提供了办学的条件。但物资匮乏，生活清苦，因为毕竟是地处穷乡僻野。由于环境限制，教学设备极其简陋。学生思想上也认为这是大后方，远离抗日斗争前线，因此无论是政治思想上还是教学情绪方面，均处于低潮，难于调动师生的积极性。当时校内的中共党员，分散在各个学院，组织关系没有转来，也无人进行领导，曾以原有的抗先队形式组织一些集体活动，但反应冷淡。
1939年6月左右，校内党员相互个别串连，推举李文浩和劳家顺（劳辛）通过云南籍党员李家鼎向中共云南省上委请示，工委书记李群杰原是中大学生，在中大入党的，同意先建立临时支部。选举李文浩任书记，劳家顺和吴克清分别任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1939年10月左右，党员的组织关系陆续转到，云南省工委派青委郭佩珊（当时化名张振华，在中山大学工学院任助教）和临时支部正式接上关系，将临时支部改组为中山大学特别支部。特支书记吴子熹（医学院），劳家顺和李文浩任组织宣传委员。上属云南省工委领导。各个学院分设支部或小组，负责人分别是：文学院孔庆余；法学院谢文思；理学院黄振邦；工学院黄祖芳；农学院方君直；师院周钊；澂江时期党组织仍有发展，接收了一些新党员，据现在收集到的名单，总人数为31人。1940年夏临近迁回广东之前，因李文浩、劳家顺将毕业离校，支部进行了改组，吴子熹仍任支书，林之纯、陈耀祥继任组织和宣传委员，支委交接前，5人曾同往昆明，参加云南省工委举办的党员学习班。
对昆明而言，中山大学2000余名师生的到来，使闭塞的山城顿显活跃，在宣传抗日、普及文化、移风易俗方面，中大师生做出了很多成绩，同时也进行了很多社会调查、民俗研究和农林、采矿的实习。学校文化生活活跃，社团活动甚多，丰富了师生的教学生活。中大特支领导的进步社团“青年生活社”是社团中的中坚，支部的意图是取代广州时期的“抗先”，因此工作开展比较全面。“青年生活社”创建前曾向学校备案，1939年由文学院助教邓邦俊负责，后来由法学院学生罗培元负责。该社既关心学生的福利问题，如粮食供应、物价暴涨、卫生设施、食堂福利之类的问题，又组织政治学习、文娱活动，1939年夏还曾组织夏令营，深受同学欢迎。
政治方面的斗争主要是与国民党CC派政客之间的较量，当时国民党内部派系对中山大学领导权的争夺是连年不断的。1939年夏，因校长邹鲁不在云南，师院教授16人联名“请假待命”，要求撤换师院院长崔载阳。校长室秘书肖冠英主持校务工作免去崔载阳职务时，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来校“视察”，策动CC派学生提出“打倒肖冠英”，实则是要打击地方实力派，赶走校长邹鲁。这场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争夺，后来酿成各学院罢课的全校性学潮。中大特支分析形势，认为CC派得势，将对进步力量更为不利，故由“青年生活社”负责人罗培元、李文浩等团结广大同学，与CC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这一场斗争的结果是：CC派既未能得势，工学院院长肖冠英及校长邹鲁亦相继辞职。中大师生强烈要求新的校长人选应不具浓厚政治色彩，以保持中大的学术自由传统。在国民党内部派系较量相持不下的情况下，国民党政府于1940年4月任命许崇清代理校长，这一场斗争遂告结束。中山大学亦在许崇清主持下，于1940年7月，决定迁回粤北乐昌县坪石镇。
本时期党员名单：32人
李文浩、劳家顺（劳辛）、吴克清、吴子熹、孔庆余、谢文思、黄振邦、黄祖芳、方君直、周钊、李家鼎、林之纯、陈耀祥、罗培元、梁棣云、容洁英、周亨达、郭佩珊、 容佑钊、丘陶常、李柏、李家珍、周英行、邓邦俊、陈三民、饶海新、陈璧坚（澂江友联书店）、李xx（大革命时期老党员 《青年生活》旬刊印刷者）
由澂江迁校回粤北坪石始于1940年秋，费时半年，1941年春正式开始上课。在中大校史上，这一段时期被称为坪石时期，始于1941年春，止于1945年春，历时4年。对于中山大学的基层党组织来说，这4年又可分为两段。第一段为1941年春至1942夏共约三个学期，支部在粤北省委青年部的直接领导下正常开展组织活动，成绩显著。第二段从1942年秋至1944年冬，共2年半，为停止活动阶段。1942年5月26日，粤北省委被国民党反动派破坏，主要领导人被捕。随后，中共南方局决定，广东国统区党组织停止活动。中山大学内的中共党员遵照党的白区工作方针“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执行“三勤”任务，即勤学、勤职、勤交友。何时恢复活动等候组织通知。直至1944年夏，日寇沿粤汉线南侵，长沙、衡阳失守，粤北告急，学校疏散，党员们团结广大同学共约200人，历尽艰险，投奔广东人民抗日武装东江纵队，给本时期党组织的活动，划上了圆满的句号。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党的生活里出现了一件巧合的事：中山大学的广东党基层组织停止了活动，但党员没有撤退。与此同时广西桂林也在1942年发生了“七·九”事件，广西省委一些领导人被捕牺牲，广西大学的中共党员被迫全部撤退，部分党员转学中大，在中大成立了直属广西省委的中大广西特支。广西特支因为与广东党没有横的联系，上属组织机构也不相同，因此就形成了广西大学的党员撤退，组织却在中大得以保留。即使在1942年秋中大广东党组织停止活动期间，广西特支也没有停止活动，他们仍在广西省委领导下，在中大校内坚持斗争，与已停止活动的广东党员密切配合，继续斗争，成为中大校史上的佳话。
坪石时期1941年开课之际，正值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制造千古奇冤的“皖南事变”之后，曾在抗日救亡中轰轰烈烈开展活动的“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亦被国民党当局于1940年强行解散。中山大学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下回迁广东，不仅引起粤北省委的高度重视，社会舆论也期望粤北由此而成为与桂林相呼应的进步文化基地。粤北省委书记李大林亲自过问中大党组织的工作，抽调粤中特委青年部长陈能兴和北江特委青年部长张江明到粤北省委青年部任职，具体领导中大党组织的工作。还通知各地特委、县委选拔有条件投考或复学的党员，尽可能回大、中学校求学，以加强党在学校中的工作，巩固党的青年工作阵地。在中山大学，曾任特委青年部长的李汉兴，曾任县委书记的黄若潮、蔡子培及曾任曲江中心县委宣传部长的吴振乾及清远县委负责人赵炳权等一批党员，回到中大复学或考入中大，加强了中大党组织的力量。为应付形势恶化，避免发生事故和损失，中山大学各学院分别成立党支部，直属省委青年部领导，全校不设党委和总支，各支部也不发生横的联系。党员一般采取单线联系，以保持组织的严密性。教师方面，省委派原北江特委宣传部长黄焕秋专门联系校长许崇清，并单线联系党员教师。
本时期全校前后共有党员128人
教职员党员共6人：刘渠（社会系教授）、卓炯（经济系讲师）、张泉林（社会教育实验区主任）、林西平（社会教育实验区干事）、朱瑶安（出版组工作人员）、梁渭容（出版组工作人员）、文学院党支部先后由卢炽辉、方健鹏、黄德赐（黄德士）任支部书记。组织关系在支部的党员30人。文学院培养了一批建党对象共17人，经常与支部保持联系，但因粤北省委事件，组织停止活动，未能发展入党。法学院支部先由林之纯任支书（组织委员罗培元、宣传委员罗湘林）。后由罗培元任支书（副书记罗湘林，不设支委）。组织关系在本支部的党员31人，组织关系未转入支部的党员3人，合共34人。1942年7月，罗培元毕业离校，罗湘林毕业留校任助教。法学院支部改组，罗湘林任支书，黄若潮任组织委员，吴振乾任宣传委员。不久，张江明通知黄若潮等组成另一个支部，黄若潮任支书，但随即就停止组织活动。工学院支部先后由王浩源、刘秉楷任支书，党员12人。师范学院支部先后由周钊、吴显慧（吴建）任支书，党员13人。农学院支部先后由方君直、吴逸民任支部书记，党员15人。医学院支部由吴子熹任支书，党员3人。理学院的林挺是在本时期恢复党籍的，后曾任支部书记，党员人数不详。研究院仅有党员丘陶常1人，附中仅有党员陈大德、崔克玲共2人，均未建立支部及小组。社教区党员2人已计入教师名单内。以上支部均上属粤北省委青年部直接领导，青年部派张江明常驻坪石，与各支部支书联系，统一领导和协调全校的工作和斗争。
与广东党组织没有组织联系的中山大学广西特支成立于1943年初（1942年秋冬，曾成立党小组），支书张伟贤，副支书欧阳波，支部由5名党员组成，上属广西省委书记钱兴领导，由特派员卢蒙坚负责联系。支部活动采取单线联系方式进行，不发生横的联系，后来尚有一名原西大支部的党员转学中大，但组织关系并未转来。广西特支也联系和培养了几名党的积极分子，后来均发展入党。
本时期支部开展活动的时间仅有一年半左右，因1942年秋即已停止活动。当时总的要求是遵循党关于国统区的方针，反对急性和暴露，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讲究稳扎稳打。全部活动主要由三个方面：
1、在国民党派系争夺对中山大学的领导权的斗争中，各支部本着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的原则，利用有利时机，力争保持学校学术自由的传统，保护进步教授留任，斗争适可而止，不脱离群众，也不暴露自己的力量。中山大学在这4年多种，三易校长，引起两次风潮。1941年7月的迎邹（鲁）挽许（崇清）拒张（云）运动中，中共粤北省委担心运动旷日持久，容易暴露力量，认为应适可而止，利用国民党内部矛盾，发展进步力量，扩展阵地，拒张运动就结束了。又如1942年5月的驱齐（泮林）逐张（北海），目的在于通过驱逐压制学生合理要求的师院院长，以打击顽固派的气焰。教育部派督学张北海来坐镇，并准备出任中山大学训导长，进一步攫取学校行政领导权，将严重影响学校学术自由的传统，故决定公布他当时留医住院的生活丑闻，使张不得不落荒而逃。这些斗争都是达到目的就适可而止。
2、政治斗争只进行了一次“讨孔”，目的在于揭露四大家族的贪腐污化和消极抗日。事情起因是香港失陷时，孔祥熙次女专机空运洋狗回重庆被新闻界揭发，西南联大师生进行示威，要求予以惩处。浙江大学继而响应，中山大学亦于1942年1月30日召开群众讨孔大会，并上街示威游行及召开座谈会。后来考虑到仍要以维护抗战大局为重，在进行了抗战民主教育之后，就主动收兵。
3、关心师生福利，为解决师生生活困难，1941年春进行了一次争取“饱和光”的情愿，把矛头指向国民党政府教育部，要求增加生活贷金和灯油费，解决了半数学生当时的生活困难。1943年春，广东春旱灾情严重，粮价暴涨，低薪教授职工及靠贷金生活的学生已处于饥饿线上。此时党组织已停止活动，经过一些进步同学的共同努力，校方应允提高教工粮价补贴及学生贷金标准，斗争取得胜利即告收兵。
中山大学各支部得到通知停止组织生活的时间是1942年10月，党员均自觉按照党的布置，努力学习，联系群众，坚持抗战，反对投降，认真执行三勤的要求，严守秘密，保证了所有的组织和党员安全度过了两年的停止活动的时间。大家对政治局势和军事形势十分关注，经常搜集材料，分析研究，澄清对时局的看法。钻研马克思主义是学习的重点，部分党员还学习外文版的原著。对专业的钻研也是勤学的主要内容，不少党员成绩优秀，在三勤期间成果甚丰；还有的深入进行业务调查和实践，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深得老师及同学的赞许。此外，课余活动的内容也十分丰富。文艺社团增多，壁报琳琅满目，文化活动丰富多彩。有些社团还自办膳食，既解决了经济困难问题，又增添了生活情趣及增进友谊。党员“三勤”使校内政治空气仍然积极进取，顿扫因停止组织活动而带来的沉闷之感。在政治上，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宣传政策。在学术上，坚持进步，提倡民主，自由探讨。使中山大学成为粤北学生运动的中坚力量。在4年多的隐蔽斗争中，既没有学生因政治的原因被开除，也没有发生师生被捕，组织遭受损失的事故。在党组织停止活动之后，党员仍能坚持信念，坚守阵地，实行“三勤”，联系群众，确属难能可贵。取得以上成绩的原因之一，是正确地利用了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矛盾（教育部长陈立夫的CC派；组织部长朱家烨的一派；地方势力派三足鼎立）。一部分党员打入国民党内部（文、法、农三院的国民党区分部由我方控制，还打入两处三青团筹备组织），成功地掩护了我党的活动。
本时期党组织活动的高潮是1944年夏秋组织党员及进步同学约200人参加东江纵队。1944年夏，日寇进攻湖南，占长沙、衡阳后，继续向广东进犯，企图打通粤汉线和湘桂线。东江纵队于1943年底宣告成立，准备北上开展抗日斗争，急需大批军政骨干，而学校疏散又会使多年来党组织团结积蓄的力量散失。因此，中共广东省临委书记尹林平多次派人到粤北，通知中大党员及进步学生前往东纵参军参战。得到通知后，全体党员立即行动起来，一批进步同学也表示愿意放弃毕业文凭及优越职务，同赴抗日前线。200人的队伍要通过封锁线和敌占区（有的还要经过日敌占领的广州）确是风险极大，经济开支也全靠自筹解决。队伍分三批出发，首批由黄文杰带队约70余人，经始兴和江西三南折返河源然后下达惠阳、东莞，他们在途中得到广西特支欧阳波的得力支持和帮助。第二批由黄德赐带队，包括四邑、西江籍同学40余人及潮汕籍同学10余人。他们在未能取得联络的情况下，冒险经三南到惠州前往东莞，路上巧遇东纵税站人员，遂安全到达。另一批由彭丰带队，通过沦陷区或封锁线，到达惠阳沙鱼涌东纵税站时，已是1944年10月。附属中学亦有学生陈大德等12人，同时参加东江纵队。中大学生到达东江纵队后，受到司令员曾生等领导同志的热烈欢迎，经东纵青干班的学习和培训后，分赴东江、粤北、粤中及珠江三角洲的抗日部队和地方政权工作，在各条战线上发挥了骨干作用。本时期中山大学为革命事业牺牲的烈士共9名：工学院党员吴群卓1944年冬参加北江支队，英勇牺牲。法学院学生张纯刚，在高鹤地区任青干班指导员，在战斗中被捕，英勇牺牲。法学院司法系党员谭东枝，在珠江纵队中山支队任指导员，1945年夏在日伪联合扫荡中负伤，在敌人的火攻中被烧死，英勇牺牲。医学院女学生杨星光，1945年在罗浮山根据地与敌人战斗中英勇牺牲，时年20岁。先修班党员刘渥丹，1938年入党的党员，1944年参加东江纵队后在珠江纵队遇伪军扫荡，被俘英勇牺牲。师院党员冯庆翊在东江纵队光荣牺牲。原粤秀中学党支部书记李树中，1942年毕业后考入中山大学，1944年进入东江纵队，后在战斗中光荣牺牲。师院钱玉芝同学在战斗中失踪，至建国后仍无消息。附中学生黎灏腾于1944年7月26日番禺植地庄战斗中光荣牺牲。附中教师陆兴焰及学生诸兆永在由坪石撤往仁化途中，遭日寇残酷杀害。
1944年10月中共广东省临委决定全省恢复党组织活动，但此时中山大学的党员除少数人留粤北参加当地武装斗争外，其余全部参加东江纵队。原各学院的支部均已不再存在。
本时期党员名单：142人
1、教职员6人：
刘渠、卓炯、张泉林、林西平、朱瑶安、梁渭容
2、文学院支部31人：
卢炽辉、黄志犹、方健鹏、黄德赐、赵炳权、黄杰文、方源湜、何之光、谭文芳、汪应昌、徐秀琼、罗卓匡、朱景超（法商学院）、马星锋（广州大学）、伍子高（岭南大学）、马灼晃（理学院）、谭东枝（法学院）、杨家杰（工学院）、余新琼（师院）、陈燕芳（师院）、
李瑞娟（先修班）、黄惠珍、余启勋、谢绍武、郑志远、陈克（法学院）、杨万粲（文化大学）、谭社认（法商学院）、李建熹（岭南大学）、黄慧英、黄渠成
附：文学院建党对象名单17人
陈婉芳（陈茵）、许彦常、陈梓桥、沈如珍、沈能、李敏、陈汉生、周应番、王昌明、陈守均、刘兰天、刘时熙、余敏志、陈海仪、伍子博、周建华、沙朗
注：[1]此17人据文学院党支部书记黄德赐回忆，已够条件接收入党，因粤北事件发生后，中大党组织停止活动，故未能接收。
[2]文学院的党员中，有少数同志是其他学院学生。
3、法学院支部：34人
孔庆余、林之纯、罗培元、罗湘林、莫福枝、吴振乾、廖建祥、黄若潮、叶剑锋、洪耀山、吕维多（吕冰）、林乃夫、陈向明（宝卿、周玉珍、关海、张纯纲、梁操政、曾海波、何碧波（家瑜）、吕燕华、徐上杰、徐桃龄、吴其勋、古世铭、陈耀祥、邓邦俊、梁棣云、苏秉鉴、汪柏森、饶海新、陈丽群、蔡子培、陈克、张伯哲
4、工学院支部12人
王浩源、刘秉楷、孔刚、张盛澄、吴济光、杨家杰、范敏机、邓克流、林华康、陈汉威、 吴群卓、吴广卓
5、师范学院13人
周钊、吴显慧（吴健）、王伯梁、林孔炽（林强）、张灿钧（张平）、张文光、张永良、邝文龙（哲民）、杨应芬（重华）、李鸿釨、李汉兴、唐北雁、邓乃炯
6、农学院15人
方君直、吴逸民、何绍芬、谢塞涛、陈益年、杨瑾英、李雪英、何钦赞、何贻赞、凌菱生、胡福群、廖衡、李树中、谢双庆、钟达（钟紫）
7、医学院3人
吴子熹、梁碧儿、卢鉴煜
8、理学院2人 林挺、马灼晃
9、研究院1人 丘陶常
10、先修班党员1人 张韶（少芬）
11、广西特支6人
张伟贤、欧阳波、李紫云、彭炳兴、欧名世（欧扬）、冯祖铭
12、1943年入学，关系未转入中大的党员2人
文学院何兆麟（何文）、先修班刘渥丹
13、中大附中2人
陈大德、崔克玲（崔克）
四、解放战争时期（1945.8——1949.10）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0月，国共双方签定《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国民党表面上承认了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方针，但实际上却在进行内战准备。在广州，召开了“两广绥靖会议”，开始进攻广东人民抗日武装。1946年6月，蒋介石公开撕毁停战协定，全国内战爆发。此时，广东人民抗日武装东江纵队按国共协议，已北撤山东，国民党当局在广东镇压进步力量，广州处于白色恐怖之中。1947年，蒋管区爱国民主运动风起云涌，扩大到全国60多个大中城市，群众斗争沿着开辟蒋管区第二战场方向前进，形成了人民大革命的第二条战线，配合人民解放军的英勇作战，使蒋介石政府处于全民包围之中，这是本时期大的形式背景。
在广州市，中共地方组织的力量比较薄弱。1938年广州沦陷时，党员全部撤出。1941年开始，才由北江特委、珠江纵队、粤南省委、东江纵队先后派出少量人员进入广州，开展地下工作，主要搞交通、情报及物资供应。1943年省临委成立，临委成员梁广负责敌后城市工作，统一领导以上各系统党的工作人员，广州全市党员总人数仅80人左右。
进入解放战争时期，省临委决定建立中共广州市工作委员会，1945年9-10月间，由陈能兴、陈翔南、余美庆组成的市工委成立，主要工作是接收关系、建立组织机构。1946年1月，市工委改建为市委，黄松坚任书记，谢宽永任副书记，委员陈翔南、余美庆、饶华，下面建立青工委，由林华康（书记）、吴振乾（副书记）、林铭勋（委员）组成，加强了对青年学生工作的领导。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后，为适应形势需要，保存力量，坚持斗争，有所暴露的党员大批撤出城市，党的领导机构由委员制改为特派员制，党员实行纵深配备，单线联系，中共广州市特派员为钟明，下设三条大线，其中负责学运及妇女工作的一条线，负责人为陈翔南。
本时期的中山大学中共基层组织情况及其活动亦分为三段来记述：第一段：1945年9月至1946年1月，共历时约5个月，这一段可称为“总支建立前的一段”。第二段：1946年2月至1946年7月，共历时约半年，这一段可称为“总支时期”。第三段：1946年8月至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历时约3年余，这一段可称为“单线联系时期”。
总支建立前的一段，上属中共广州市工委领导，由于开展群众性的和平民主运动的需要，当时中共广东区委曾指示各地：可能回城市的干部，都派到城市去，所以各地的党员纷纷进入广州。但因为当时领导机构尚不健全，原来的一些组织系统仍在继续工作。因此，已回中山大学复学的党员，仍由原来的联系人继续保持关系，并未建立全校的和各学院的组织机构，活动仍以个别联系和相互串连的方式进行。例如：党员孔刚、邓锡勋、黄崧华、胡福群、刘筠秀等，他们的组织关系联系人是前北江特委青年部长林华康。党员刘时熙则由廖矛（罗柏元）联系。党员陈海仪（女）的组织联系人是曾珍（女），曾珍是沦陷时期在广州坚持地下斗争的老党员。党员朱应龙（石础）的组织关系则已转到市工委下面。这一段时期中，与中大党员关系最密切的一个重要人物是林华康，他频繁地出现在石牌校园。他是1945年冬随当时的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前北江特委书记黄松坚进入广州的，他于1945年11月份，已领导广州中华文化学院的党员，建立了中华文化学院的党支部，是一位十分活跃的人物。1946年1月30日，广州发生了“一·三〇”争民主、反内战大游行，这是广州学生响应昆明学生的号召，声援昆明“一二·一”运动的一次壮举，对广东和华南沉闷的政治局势，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重要影响，被当时舆论誉为“响彻华南大地的第一声春雷”。
这一场示威游行，就是由中山大学学生发起进行的，参加者主要有中华文化学院和中大附中的学生（其他学校学生沿途加入）。中华文化学院支部书记李适存回忆说：游行前一天他们曾得到由林华康派人送来的通知，要求次日发动全校同学参加中大学生发起的游行。在中山大学，公开出面领导这一次游行的中共党员是刘时熙，他既勇于斗争又能团结多数并耐心对待后进同学的冷静态度，深受群众的赞许和拥戴。“一·三〇”游行汇入全国范围内的“一二·一”运动的大洪流，在中国青年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它在华南大地上发挥的启蒙作用，得到高度评价。
总支时期始于1946年2月，上属刚成立的中共广州市委青委领导。总支委员会由罗湘林（书记）、廖建祥（宣传委员）、罗柏元（廖茅，组织委员）三人组成，罗湘林管全面，联系文、法学院。罗柏元联系理、工、农、师学院。廖建祥联系教师党员及个别党员。总支下面设文学院支部（支书梁天培，副支书周辉），法学院支部（支书雷毓彬、支委张善儒、汪应昌）。师院支部（支书曾进添即方萌）及理、工、农学院小组，医学院不在石牌校园内，位于广州市区。据有关同志回忆，当时有个别党员，直接由市委联系，不属总支管辖（现在未能收集这方面的材料）。总支所辖党员人数，据三位总支委员1989年发表的署名回忆录提供为62人（此回忆录共发表3次，人数有变动，62人为总人数）。据90年代的调查，实际人数为：总支7人（内总支成员3人、教师4人），文学院21人，法学院20人，师院16人，工学院11人，农学院5人，理学院2人，院系不明10人，以上共92人。外加组织关系不在中大者8人，中大附中个别联系者4人，总支时期党员总人数应为104人，另有8人在80年代自称是失去组织联系未能恢复的党员。
总支成立以后，根据青委的指示，决定大力开展群众工作，密切和民盟合作（中大民盟负责人涂先求，是1938年参党的中共党员），团结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三青团，挫败他们以中大为据点，横行霸道，争夺学生团体领导权的阴谋，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经济和政治相结合的斗争。首先发动了一场要求生活安定，要求“饱”和“光”的斗争。通过这一活动成立级系代表会议，以经济福利为主要内容，团结广大同学，孤立了反动学生。其次与民盟配合，发动了一场以“迎接孙科（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为名，要求和平民主的示威静坐。1946年“五四”来临前夕，原拟组织全市青年学生进行示威游行，后得悉反动当局已作好趁机大逮捕，一网打尽学生骨干的准备，及时说服群众，取消了这一活动，改为各校分散开纪念会。此时，时局已进一步恶化，上级党要求作好应变准备，总支委员2人被学校解聘，1人随东江纵队北撤。为保存力量，以策安全，总支工作遂告结束，进入下一阶段。
单线联系时期始于1946年8月。这时，内战已全面爆发，东江纵队已北撤山东，广东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形式急剧恶化。为策安全，中共广州市委改为特派员制，组织活动改为单线联系。在中山大学，党总支奉命撤销，有所暴露的党员大批撤退，仅留下18人，由胡泽群负责（胡泽群于1936年冬在广雅中学入党），上属市特派员钟明直接领导。随后，钟明又交来9名党员的组织关系，合共27人，仅占学生总人数3518人的0.76%。在这一时期内，在单线联系的条件下，共发展新党员52人，从北平转学广州调入5人。故这一时期全校共有党员人数为162人（包括中途撤出的在内）。经中共广东区委城委批准，校内建立了党的外围秘密组织，初名“中山大学爱国民主运动协会”，后数次更换名称，内部称谓为“广州地下学联”，校内共发展成员591人（内包括附中发展39人）。
1946年11月，国民党政府与美国政府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国统区进一步殖民地化。随后，上海摊贩斗争形成全市性的反蒋群众运动。12月底，北平发生美军强奸中国女大学生事件，爆发全国学生抗议美军暴行的爱国运动。中共中央于同月31日发出指示，提出“要造成最广泛的阵容”，“采取理直气壮的攻势”，“使此运动向孤立美蒋反对美国殖民化中国之途展开”。中山大学学生成立“抗议美军暴行声援沈崇案件委员会”，于1947年1月7日，会同广州其他大中学校学生3000余人，举行了示威游行，游行队伍拟进入沙面美国领事馆抗议，受阻于东桥的铁栏门，游行到西桥，又受阻于国民党军警的刀枪及铁丝网，周岳森振臂一呼：“我是独子，不怕死的跟我冲！”带领队伍拉开铁丝网冲入沙面，悲壮的场面震撼了年青学子的心灵。事后，以周岳森、左光宇为首的10位反美抗暴勇士，反被学校开除学籍。
地下党组织认真总结了“一·七”反美抗暴斗争存在的问题：骨干分子先锋突出，队伍过于暴露，斗争口号脱离广大群众的觉悟程度，对学校当局的无理行为亦未予反击。考虑到党员已大批撤退，党和群众的联系受到很大影响，形势恶劣又不宜过快扩大党的组织，但运动中出现大批积极分子，觉悟不断提高，迫切要求组织领导，建立党的外围秘密组织亟有必要，并且条件成熟，遂经中共广东区委城委批准，由13名党员以个别联系的方式发展成员。于1947年3月正式宣布成立“中山大学爱国民主运动协会”。至1947年5月，共发展成员80余人。
1947年5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坚持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反美反蒋的方针”。反内战运动迅速在国统区大中城市展开，国民党进行镇压，酿成南京“五·二〇血案”在中共广州市特派员领导下，中山大学的地下党员及爱协成员深入发动群众，于5月31日发起组织了广州市大中学生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示威游行，3000多人的游行队伍遭到国民党暴徒的袭击，残酷的镇压促使群众更加觉醒。广州“五·卅一”游行成为本时期广州学生运动的新高潮，再次涌现出一批经过斗争考验的积极分子，党考虑到各校可参照中山大学的经验，实现由点到面的突破，在各校建立党的外围组织，从中山大学抽出7名党员，分别组成6条校外的联络线：邓克流（先）、肖曙华（后）线。负责联系文理学院、法商学院和中华文化学院；张善儒线，负责联系岭南大学、国民大学、广州大学；唐北雁线，负责联系省艺专、市艺专、侨二师及其他大专学校；何礼荣线，1948年暑假前后增设，负责校外的青年文艺工作。1947年下半年，全市8间大学及大专院校、6间规模较大的中学均已建立起党的外围组织，为1948-1949年的较大发展打下了基础，至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全市共发展外围组织成员1368人。
积极而慎重地在外围组织的基础上发展党员的工作，从1947年夏天已开始进行。解放前全市学校共发展党员179人，占外围组织成员人数的12.9%。其中中山大学发展党员53人，从北京调入5人，改变了当时党员人数过少，力量薄弱的状况，连同原有的老党员104人，本时期中山大学师生中共有党员人数为162人。
1949年4月20日子夜，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天险。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4月23日，南京解放。国民党政权总统府及行政院国防部南迁广州。广州警备司令发布戒严令，声称“严重违反戒严令者，格杀勿论”。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发出指示，决定把工作重点迅速转为迎接解放，准备接管。5月，国民党政权命令中山大学提前结束，即日疏散，教授们随机举行“活命大拍卖”，出卖书籍、衣物及家具。中大党的基层组织和外围组织团结全市学生，开展了护校拒迁的活动，有些学生还深入工厂及社会其他单位，进行护厂斗争。7月23日凌晨，广州警备司令部发起突然袭击，重点包围中山大学，逮捕师生共167人，内教授8人。“七·二三”事件发生后，广州市党的领导亲自部署和参与了有组织的群众性政治反击和营救活动，揭发反动派的阴谋，争取社会的同情与支持，成立救援组织，运用各方面的力量及国民党的内部矛盾，加上舆论的压力，终于使百余名师生陆续获释，营救活动一直进行到广州解放前夕，才得以完成。
“七·二三”事件后，大批斗争骨干迅速撤离广州，进入华南解放区。事件发生前，由于华南解放区的迅速扩大，武装斗争力量的不断扩编，参军参战已成为许多学生的共同愿望。如物理系1947级的一个班，原有学生30余人，毕业时仅余3人；1948级的一个班，原有学生20余人，毕业时仅余4人。留校同学则组织起来，保护学校财产，反对学校搬迁，坚持斗争直至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
本时期中山大学的基层组织突出的贡献是：在广州第二条战线的斗争中，发挥了带头和推动作用，是这支队伍中的一支重要的力量。广州地处蒋管区的大后方，远离北方解放区及北平、上海等学运中心城市，党的力量比较薄弱，商业城市中工人阶级队伍也人数不多。学生运动是第二条战线中的重要方面。1946年“一·三〇”示威在唤醒广州人民政治觉醒中的启蒙作用，1947年“一·七”反美抗美斗争对广州人民认识美蒋反动实质的促进作用及“五·卅一”示威（南京“五·二〇”运动的延伸）在广州第二条战线形成中的组织作用，均应给予较高评价。在党和党的外围组织的组织活动中，中大基层组织在市委的领导下，作用也突破了校园的范围，成为广州市大中学校及社会青年团体的骨干和核心。
本时期中山大学党组织虽然党员人数不多，但工作成绩显著，原因在于组织严密，纪律严格，政治思想教育强而有力。组织上实行纵深配备，单线联系，严格区分了三线的力量布置，保证了组织的安全。身处一线参与公开活动的负责人，在斗争中有所暴露后立即撤退，截断敌人的跟踪破坏。二线骨干平时以一般群众面目出现，不担任公开职务，不与其他成员发生横的联系，作好候补准备。三线骨干处于绝对隐蔽的状态，以策组织的安全。在发动群众的工作中，坚持群众路线，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向群众负责的思想，强调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凭藉群众的青纱帐，掩护我们的对敌斗争。平时以合法斗争为主，在条件成熟的适当时机，凭藉群众奋起的压倒优势，开展非法斗争，并在取得预期效果时，实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主动收兵。灵活地运用策略，将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既区别又结合地进行，这样就使本时期的广州学生运动高潮迭起而又未造成损失。
本时期中山大学系统为革命牺牲的烈士，有下列9人：郑志远烈士，陆丰县人，1940年入党，1942年广东党组织停止组织活动期间考入文学院哲学系。1944年首批参加东江纵队，解放战争期间，他任“海陆丰紫五指挥部”情报科副科长，1946年春潜入紫金县侦查敌情，被捕杀害并斩首示众，时年23岁。沈如琼烈士（女），法学院经济系学会。1942年入学，1944年夏参加东江纵队，1946年3月24日在五华县鸟禽嶂山区因掩护伤员而被捕。她拒不下山，惨遭敌人杀害，时年25岁。余敏志（余小敏）烈士，文学院历史系学生，东纵政治部文工队队员，日寇投降后随部队挺进粤北，因重病掩蔽于始兴奇心洞而被捕，后于始兴监狱中牺牲。附中学生洪佩兰（女），1945年9月在始兴奇心洞战斗中牺牲。附中职员黄凡元，1946年夏参军，随后在西江地区武装斗争中光荣牺牲。19366年曾任支部书记的钱兴，1948年11月在怀集战斗中牺牲。附中学生陈文宗，1948年9月在广宁地区武装斗争中光荣牺牲。附中学生关汉芝，1949年7月在宝安地区东一支队光荣牺牲。附中校友崔佳权，1949年7月在广州市郊九佛地区因被敌人包围，在突围战斗中光荣牺牲。以上9位烈士为迎接新中国的诞生，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们的英名将永载史册。
本时期党员名单：164人
1、总支直属 7人
罗湘林、廖建祥、罗柏元（廖茅、刘渠、符罗飞、卓炯、覃正光
2、文学院 21人
梁天培、周辉、刘筠秀、吴蘅芳、潘佛章、余启勋、林纡贤（林丹）、关照禧、刘兰天（刘宾）、刘时熙（王康）、陈海仪、杨东昌、林谷、黄崧华、唐北雁、陈梓桥、蒋惠仪、徐庆贤（丹华）、陈冠铨、林辉钊（林若）、何之光
3、法学院 21人
雷毓彬、张善儒（张文藻）、何锡权（锡全）、陈连珂（国安）、肖曙华、杨世英、沈辉（林岗）、李士铮、朱引龙（石础）、罗彦群、肖俊琳、何振超、黎绍裘、陈相安、彭厚望、张卓寰、蔡智常、梁耀端、吴道歧、汪应昌（汪梅森）、周玉珍
4、师院 16人
曾进添（方萌）、张韶（张筱芬）、 陈珍华（君明）、陈从远（陈康）、杨东桥（杨山）、熊东祥（熊燎）、陈琼琚（逸之）、陈瑕瓒、刘碧霞（刘碧）、林正吾、董丽庄、何国霑、陈启（仁恕）、罗宏庆、张昌仁、罗万明
5、工学院
胡泽群、施泽霖、邓乃炯、邓克流、孔召棠（孔刚）、陈汉威、姚泽华、朱舜韶、赖变辉、曾传鎏、陈璋
6、农学院 5人
胡福群、邓锡勋（邓强）、陈甲寰、梁慧惺、甘滌垣（甘力）
7、理学院 3人
曾日东（曾东）、许俊杰（张弓）、赵力田
8、医学院 缺
9、未查明院系 8人
刘伯刚、叶剑锋（叶扬）、 张xx 、陆传流、张苍浩、罗汉基、许华、陈惠宜
10、组织关系未转入中山大学的 9人
诸幼慧（诸桦）、黄新娥、李明宗、邓其炎、涂先求、区炜、何辛、张伟贤、张运贤
11、本时期发展的新党员 53人
杨克、俞仲达、蔡劲光、陈慎旃、刘成器、杨泰芳、林广英、陈元泰、沈振元、彭克礽、 潘绍继、胡兆瑞、周修文、严子颖、林振环、关燕如、吕式根、张锦培、黄建树、钟贻荪、陈宝铨、邹愉新、赖大让、潘明丽、曾松浪、张冠康、蒋埙、李志诚（建新）、张承义、李绍膺、潘毅生、李正寰、邓明华、林木（大樟）、方郭良、李灏、黄国寰、李思迈、叶万统、陈奎昌、陈烈、张承衮、钟子芳、黄维中（道奇）、何礼荣、李上林、周国昭、赖汉广、梁瑞琛、胡大钧、李卓儒、吴志通、张翼
12、外地转入党员
李伯天、杭雄文、司徒梅芳、霍颖常、伍琦贞
13、中大附中 5人
黄凡元、王杏文、祁九如（何值）、张慧珍（若子）、江宗X
14、总支撤退时留下的18人名单
胡泽群、许俊杰、唐北雁、姚泽华、佘启勋、何锡权、陈连珂、肖曙华、张善儒、吴道歧、刘筠秀、施泽霖、邓克流、曾日东、胡福群、邓锡勋、孔刚、黄崧华
15、1947年“五·卅一”前后钟明交来9人名单
梁耀端、吴蘅芬、林谷、邓乃炯、陈梓桥、林正吾、陈甲寰、陈湘安、朱舜韶
结束语
在中山大学的前身院校中，中共党员的个别活动始于1921年。中山大学建校后，中共基层组织的活动，时间跨度历25年（1926-1949）。期间，由于政治形势的原因，数次被迫停止活动，实际上有组织地进行革命活动的时间，仅为15年（1926-1927；1933-1938；1939-1940；1941-1942；1945-1949）。在这15年中，组织形式先后为支部、特支、总支委员会，党员总人数，据现在所能掌握的名单为479人，如估算遗漏人数为30人左右，则党员总人数约为500人，占1927-1949第1届至第23届毕业生总人数1万841的5%弱。在各个革命时期，在党组织的外围，几乎都建立了公开或秘密的外围进步组织，如大革命时期的新学生社、二战末期的中国青年同盟、突进社、抗战初期的抗日先锋队、澂江时期的青年生活社、解放战争时期的爱国民主协会（即广州地下学联）等，这些组织团结教育了广大进步青年学生。在这25年的革命斗争中，中山大学师生中为革命光荣牺牲的烈士，据现在已掌握的不完整的名单，共70人，他们的英名将永远铭记在中山大学的校史和党组织的历史中。
回顾中山大学民主革命时期25年的历史和中共中山大学基层组织的战斗历程，我们深有感触的有以下几点：
一、中山大学的革命传统是在各个革命时期的革命运动和斗争中逐步形成的，中山大学中共基层组织在这些斗争中，积极发挥了战斗堡垒的作用，是形成这一优秀传统的重要原因。在广东党的创建阶段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在中山大学前身院校中的传播发挥了重要的启蒙作用。大革命时期中，换起民众推动了反帝反封建运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在广东党组织的重建和恢复中作出了重要贡献；抗日战争时期中推动了抗日救亡群众运动的开展，组织和动员青年学生投身抗日人民武装斗争；解放战争时期迅猛开展爱国民主运动，在广州第二条战线的斗争中，发挥了先锋带头作用，成为这条战线的主力军。在以上各个革命时期，中山大学的影响，远远超出校园的范围，作出了较大的贡献，爱国、民主、团结、进步的旗帜，在中山大学的历届师生中代代相传，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在斗争中经受考验和锻炼，后备梯队的茁壮成长使革命的接力棒后继有人，在中山大学中共基层组织的成员交接上，已得到充分证明。前一时期的党外积极分子，往往是后一时期的党内主要成员。前一时期的预备力量，往往是后一时期的主要领导骨干。这是极具说服力的一个证明，正是这样的交接，凝成了中山大学的革命传统。
二、中共中山大学基层组织，一贯重视革命理论的指导作用，一向重视在青年中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共产主义理想的教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发挥了巨大的精神作用，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追求进步的青年学生投身实际的革命斗争并在斗争中茁壮成长。从中山大学的历史来看，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和抗战后期中共广东地方组织停止活动的最困难时刻，革命基础理论的宣传和学习，从来没有停止过，它宛如一盏明灯照耀着青年人的心，他们在黑暗中追求社会主义理想、谋求祖国和人民的解放，革命理论的学习极大地鼓舞和支持了他们，这是中共中山大学基层组织成功地进行活动的重要经验之一。历史证明：只有通过革命理论的学习，才能建立起牢固的革命理想，青年学生才能胸怀壮志，为祖国和人民贡献自己的毕生。
三、中共中山大学基层组织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取得成就的最根本的保证。从中山大学的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国共双方对青年一代的争夺， 斗争是十分尖锐的。双方都明白：青年就是未来，谁赢得了青年，谁就将得到最后的胜利。国民党方面动用了全部力量包括物质方面的引诱来争夺青年，共产党方面则主要依靠理论和政策来进行启发和引导。大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中，中共中山大学基层组织严格地执行了党的统一战线的政策，使斗争的开展有理、有利、有节。解放战争时期，坚决执行了中共中央1947年5月5日发出的指示“坚持我党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反美反蒋的方针”，掀起了广州三次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潮，成为广州的学运中心和第二条战线斗争的重要方面军，汇入全国第二条战线斗争的洪流，团结教育了广大青年学生。成功的经验值得认真总结，从中共中山大学基层组织的活动，我们可以看到：用党的理论和政策团结教育的年青一代，是党的重要工作之一，在中共已成为执政党的今天，青年工作和学生工作不但不可忽视，而且理应加强。
如果说，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是宏伟的历史长卷，那么，中共中山大学基层组织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活动，是那巨澜中的几朵浪花。记载和回顾这一段历史，目的在于总结经验教训，加强和改善党的基层组织的领导，增强党的战斗力，更好地完成党交给我们的历史任务。
附记
这一份史料是遵原中山大学党委书记、校长黄焕秋老师之命，并在他的指导和具体帮助下搜集整理出来的，前两个时期的一些重要线索，均由他提供。澂江时期的主要材料，是由他带着我去医院访问李文浩同志所得。坪石时期的原始材料，主要来自《抗战时期粤北青运》一书，这次经过张江明同志的审阅和补充。解放战争这一段的材料，是在钟明同志和胡泽群同志的指导下，于1992年初步进行收集。后来又经过罗湘林、何锡全、陈国安、黄崧华、陈海仪等同志的审阅和协助，才得以形成的。这一份史料的时间跨度大、涉及面广，遗漏讹误之处，恳请老同志和专家赐教指正。
2004年正值广州中山大学建校80周年，该校中共基层组织的历史，上限可追溯至1921年，比建校早3年，与中共广州地方早期组织的创建，关系密切。1934年9月广东地方党组织省级领导机关香港工委被破坏后，基本停止活动。1936年春广东党组织的恢复与重建，也始于该校基层组织的重建，影响重大。因此，对中山大学中共基层组织的历史资料进行征集和研究，是很重要而有意义的工作。但建国前28年间该校中共基层组织的历史，基本上无档案可供参考，开展这一工作，难度很大。笔者于1997年在原中山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黄焕秋的指导和具体帮助下，撰写过《中共广州中山大学基层组织历史》一文，发表于《广东党史资料》第31辑（1998年12月出版），资料来源主要是已出版发行的文史资料和革命回忆录，写作期间还对许多重要的领导人和历史事件的亲历者进行了访问（其中部分是通过书面或电话进行的）。《综述》对中山大学中共基层组织在建国前28年间活动的概况和组织系统的概梗进行了记载，并整理出一份接近500人的党员名单。此文发表至今已历6载，在这6年间，发现了一些以前未见到的材料，也得到几位高龄老同志的指正，估计遗漏和讹误仍会是存在的。这只能寄希望于热心研究中山大学校史的研究者们，希望他们能继续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以期对现有的材料再行补充和匡正。
一、广东党的创建和大革命时期
1．第32页：“本时期党员名单共67人”应改为71人。
2．第32页：“广东大学建校前13人”应改为16人，名单增加黄孝畴、刘英智、刘尚德，此3人来自广东高等师范。①
3. 第33页：“广东大学建校后6人”，应改为8人，名单增加孙炳文②、林祖涵。
4．第33页：“中山大学建校后48人”应改为47人，名单删去林祖涵。
二、土地革命战争末期和抗日战争初期
1. 第41页：“本时期党员名单74人”应改为89人。
2. 名单增加：辛升粹、何达亨、劳家顺、梁嘉、李见心、陈钊、林汝熙⑧、苏秉槛、林华康、苗文纾（陆华）、温妙荣④、黄若潮、李健鹏、李雪英、黎乃民、李家珍⑤。
3. 名单中删去“廖建翔（祥）⑥”。
4. 第38页：刘汝琛任支部书记时间应为1938年9月。
5. 第43页，虞成年应为虞成章（杨和）。
三、抗战中后期
1．第45页：“本时期党员名单31人”应改为32人，名单增加饶海新④。
2．第52页：“本时期党员名单116人”应改为128人；文学院支部30人应改为31人，名单增加黄渠成。农学院支部5人应改为15人，名单增加杨瑾英、李雪英、何钦赞、何贻赞、凌菱生、胡福群、廖衡、李树中、谢双庆、钟达（钟紫）②。理学院1人应改为2人，名单增加马灼晃③。
四、解放战争时期
1．本时期党员名单163人，应为164人。
2．第58页：法学院支部（支书姓名不详）应改为：支书雷毓彬、支委张善儒、汪应昌④。
3．第66页：十三、中大附中4人，应改为5人，名单增加江宗X。
据以上的补充和更正，各个时期的党员人数为：
党的创建和大革命时期 71人
土地革命战争末期和抗日战争初期 89人
抗战中、后期 160人
解放战争时期 164人
但自1921年3月至1949年10月，党员总人数不可能是以上四个时期人数的总和，因为少数党员跨时期在中山大学教书或求学，统计总人数应剔除重复的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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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2-25 07:5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