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中杂忆

江南仁

作者：骏骅堂

（一）

我上华师附中的时候，附中和广州之间隔着一眼望不到边的稻田，好几处村庄和一个废弃已久的机场。进广州市内的铁路线从梅花村的围墙外掠过，铁轨的另一边，一片墨绿的西洋菜地向外延展，那就已经是郊区了。中山一路在梅花村对开与铁路交错，越过了铁路的公路像一条越远越细的抛物线，弧面上行走的车辆，会经过弧面上墨团似的节点，节点近了，在车上就可以看到飞脊瓦背的青砖大屋，平展展的晒谷场，孤零零的打谷机和村子边上水波粼粼的鱼塘。公路两旁的是木麻黄，树身粗粝，针叶黝黯，迎风矗立，一副历尽人间风霜的摸样。

公路到了附中西侧，仿佛被附中的围墙撞开了叉，一枝偏北通向农科所、华南工学院、华南农学院。另一条向东走岗顶。沿着附中的围墙往前，附中的大门出现，再往前，串起了华南师范学院、邮电学院等一串学校。

我们住宿，星期六下午回家，同学们大多走路，夏天冬天都赤脚，不走弧线，走的是一条笔直穿过机场的战备公路。夏天路面会有点烫，但路边，可以抓到草蜢和草龙，草龙是生活在草丛中的一种小蜥蜴，背上斑块黄绿相间，身手敏捷灵动，要抓到也是不容易的。如果你把它抓到了，缓缓地张开你的手掌，它会昂起头来，圆圆的小眼睛滴溜溜乱转，神气活现地转动着脑袋视察，仿佛这里就是它的领地，然后，突然间一窜，消失得无影无踪。冬天当然冷，有时还生冻疮，但是同学一起走，嘻嘻哈哈，打打闹闹，个把小时的路程一会功夫就过去了。星期天下午返校，在东山口等车，车多不见停，得倒过来，先乘车到广大路的22路车总站乘车。车子少，人多，挤车除了一身硬功夫还得有点物理知识，贴着车身挤，事半功倍，就像浴缸里的水打着旋窝，争先恐后，贴边的水总是先出，我们杜撰，称之为浴缸理论，挤车用上这个办法无往而不胜。

那个时候附中也已经是全国红旗学校了，据说进了附中，一只脚就已经进了大学。现在回想，其实那个时候没有感觉过学习的压力。上课，老师当然是讲得好的，虽然自己也免不了有开小差的时候。作业，不多不少，晚自修两节课总能做完。学习积极性当然也有需要老师调动的时候，我记得，我第一个学期的中段考语文拿了个59分，这真够唤人警醒的。但回忆起来，学习的兴奋点其实却在课后，当几个同学开始争论一道题的最佳解法，当一个题目我们居然做不出来，我们就开始围成一团，吵个不休。下课吵，上课纸条传来传去吵，天天吵，直到班上哪一个聪明的拿出了解，所有的人便都对着那题解静了声响傻傻地呆上半天。也因此，班上总有明星，他们是我们在老师之外讨论问题的核心，是我们课与课之间包围的对象。我们还有课外活动，附中的无线电组，航空模型组，航海模型组各种活动多了去了。我参加的是无线电组，整整两间大课室，你领了零件，借了烙铁电表，就可以自己找个位置摆弄起来，不懂的自己找人请教去，要不去图书馆借书。就这样，从矿石机做起，自己看电路图，设计走线，打铆钉，焊接，调试。单管机，三管机，五管机、六管机就这么一路摸索下来。再后来，我们很多同学不吃早餐了，一天不吃早餐可以省下七分钱，积累起来一个月也不少，我们自己买零件，星期六从学校出发走到中山六路，买完零件再回家。在文化大革命中，爸爸妈妈都被抓起来了，我奶奶中风偏瘫，我和妹妹用三轮车把她运到医院，医院不收，又运回家里。回了家里，靠着《无线电》杂志上一张电路图，我做了一部针灸电疗仪，我和妹妹又凭着一本《赤脚医生手册》，三两天里研究了针灸，先拿自己试，穴位，针感，以及针感告诉你的下针深浅。然后，两三针下去搭上电极，输出调大调小，手便跟着不由自主抽搐，幅度正如输出。于是实施到奶奶身上，眼见着她的眼睛和嘴角渐渐纠正了，手臂和腿脚能控制了，三两个星期过去，居然治好了她的偏瘫。

没书读的时候我还戴着红领巾，十年过去，贩夫走卒什么都干过，被界定为老三届，却又可以高考了。知道自己可以高考的那天傍晚，我呆坐在屋里，任凭夜色把我吞噬。我知道我仅仅读过初中，而我现在要考的是大学。我得上班，因此，我能够支配用来复习的时间只有两个月的晚上时间。我坐在那儿一动不动，最终做出了两个决定，一是我得跟命运妥协放弃理科，因为无论我再能，我不可能用两个月的晚上时间学完三年高中的数理化。二是我得好好运用一次田忌赛马的策略，虽然考的是文科，我不应该浪费任何的时间在文科复习上头。我要做的是自学高中的数学，用数学的分数拉高我的总分。

第二天我开始骑着自行车四下借课本。书本一旦捧起，我立即就知道，虽然十年过去，附中埋进我脑海的知识一丝一毫没有丢失，再次进入那些公式、图表、坐标和推理，心中充满无端的欣喜。两个月后，附中给我的基础帮助我完成了一个帽子戏法，我的数学考出了我自己都不敢想象的高分，如愿上了大学。我之所以把这叫戏法，因为我知道，这样高强度学习得来的知识，是短记忆，在很短时间之后它将全部消失。

（二）

附中的夜晚有两节自修课，自修课过后，有一段盥洗的时间。熄灯号一响，宿舍里的灯光陆续就灭了。

“起来。” 一个同学把手伸进了我的蚊帐摇晃着我的脑袋。

“嗯。”

我们悄无声息地溜出了宿舍，空气清冽让人振奋。星空深邃，云层白纱似的流动着，星星闪烁，月亮时隐时现。我们穿过大操场，贴着食堂的墙壁进入了鱼塘边上的茅草地，水气濡湿茅草芬芳，越近水塘，水腥味道就越重了。几天前，微雨过后，也是在半夜，我曾经在这儿贴着塘边捞过过虾的。一脚高一脚低，还算熟路，很快我们就到了墙边。

那里的围墙三分之二高的地方有一个大洞，是钻洞也是翻墙。附中所在的位置叫岗顶，围墙根比公路要高近米，翻了过去，高灰明亮的夜色却无声无息便凝重了起来，墨色像流水般覆盖了墙根、公路、灌木丛和再下方的田野，我们脚下木麻黄厚厚的针叶和往下黑黝黝的柏油公路化为一体，让人迷糊。我们在路边抓起沙砾狠狠摔在柏油路面，立即，漆黑中火光四溅，三两把沙砾过后，我们越过公路，手拨着灌木，被惊醒的夜鸟拍打着翅膀，啼叫声小急促惶恐，伴随着小鸟相挤毛羽的沙沙声。树上的鸟儿响应，叫声却一声比一声小，像是在抱怨。穿出灌木丛，田野就在下方。

我把手合拢在嘴边，压低了声调，拉长了声音，“喂！”

“这儿呢！”远远地有人呼应。顺着声音，我们看到了几个移动的小影子。

班里调皮的同学都到了，出身农村的班长把我们分成了两拨，一拨找柴火，稻杆、树枝、树叶，能找到的都要，一拨找番薯，他说，农民挖过番薯的田拢里总有收不干净的番薯剩下，手插进泥去，就能把番薯挖出来。

班长留下了我，他让我找些砖头大小的泥块，自己在田垄上平整出一块地面，开始把我搬来的泥块围成一个圈，在风来的方向留了个缺口，然后一层又一层垒上去，每高一层圈子就小一点渐渐的一个中空的大土包就成形了。

这时同学们也陆续回来了。很快在土块和土块之间的空隙火苗蹿了出来，青烟缭绕，接着白色的充满了水汽的在土包的上方盘旋起来越拔越高。

“番薯呢？扔进去吗？”

“不扔，等着，我们得一直等。”

火苗噼啪作响，禾杆、树枝、柴火添进去，土堆空隙透出来的火光在人脸上颤抖着，跳跃着，红彤彤中不时掠过金色的光芒。透过相互的肩膀望出去，远方是无边无际的黑暗，土丘、灌木、路树现出张牙舞爪古怪的形状，大家都不说话了，每个人都能感受到柴火燃烧的噼啪声把我们紧紧拉在一起，脸上现出了心满意足的神情

泥团越来越红了。班长说，“给我根棍子。”他接过棍子在土包上方捅了个洞，“番薯给我。”他又说。于是番薯一个一个地到了他的手中，又一个一个从土包上方的小洞扔了进去。“没有了？”他问。

我们七手八脚用泥团拍打土包，土包塌了，深红色的土块渐渐变暗，青烟升腾起来却又平窜，背后有点凉，看是雾气压下来了。

“等吧。”班长说。

我们就地在地垄上躺下，看着天穹从地平线以抛物线的形状优美地抛起，点缀着星星的墨黑无边无际地延伸，以及苍苍的天幕极远极深处深邃不可言状的蔚蓝。

“那是北斗星吗？”

“嘘！”

我们又一次不说话了，我们就这么躺着，望着星空，不知名小虫在合唱，我们静静地听，任凭那星空和小虫的歌声把我们引至无穷的静谧。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直到烤熟的蕃薯味道笼罩了我们，甜香唤回了我们被虚空牵引的魂灵。

其实，我们入学之前附中就为了学生学工学农在校外建立了机械厂和农场。农场在龙洞，至今我还记得初中一年级我们去龙洞学农，我摇着老师的手死乞白赖，“老师，老师，我要去放牛！”龙洞的小丘陵一个接一个，清晨踏着露珠把牛群赶进了山谷，就可以选一大石躺下，享受透过树叶撒下的阳光，也可以漫山遍野疯跑，寻找山棯和野果。后来的学农是到农村去，我们住在农民家里，我们割稻子，打稻谷，也得挑担子。相对于这些，不知道为了什么，我清晰地记住了那个烤番薯的夜晚。这也许是由于少年需要篝火，需要冒险，需要星空，如果这些东西被那个时代剥夺了，那些孩子就只能用叛逆方式自己去营造，幸运的是我所处的时空是附中，叛逆竟然抹上了油画般的色彩。大半年过后，文化革命开始了，听到广播的那一天我们正在考试，记得我们把试卷扔到了课室的天花板上，我们以为我们自由了，没想到，再一次有机会拿起课本学习已经在十年之后。

（三）

那个时候上午四节课，下午两节。下课之后是自由活动时间，这个时候学校最热闹，足球场上盘球争夺，两队人马像潮水般涌过来又退下去。环绕着足球场地四百米跑道用白色的石灰线分成清清爽爽的六道，内道长跑，直道部分靠外的几条道通常被田径队的留下成了跨栏的训练场。南国的天气骄阳烈日，就算是到了下午五点来钟，影子变长，暑气稍退，没有人不是满脸绯红衣裳湿透。渐渐地，场地上人少了，宿舍里人多了起来，洗澡房飘出了哗哗的流水声和夹生的歌声，这时候，晚饭的时间近了。

那天，我和组长一道从无线电组出来，分手的时候，他问，“想什么呢？”

“没事，不过……”我挠了挠头.

“说吧,什么事?”组长高我两届,小的时候大一岁就大得不得了，说一句半句我们都是听的。

“最近不是学雷锋嘛，雷锋做了好事就记日记。我们一个同学最近写了一篇作文，他说他一清早上学的时候，看到有一个同学在课室里扫地抹桌子。形容了半天，最后他写道，走近一看，噢，原来这个人就是我自己。老师批评他，我想不明白，雷锋记日记和他这样写到底有没有区别？”

“别想了，明白不？”

“好吧。”我说。

晚饭过后，大操场又是另一番景象，一群群同学，通常是那些要求进步的同学向组织靠拢和班里的共青团员在谈心。两人，偶尔也会有三个人，他们缓缓地在四百米跑道上走着交谈着。我们年纪小，把这叫做兜四百。黄昏，微风渐起，燥热褪去，蓝天上，有的日子云朵棉絮般成团，像羊群涌动，有的日子拉出薄薄如雪的绸缎，也有的日子，红云镶上了金边，晚霞如同火烧。大致就在这时分，响起了呼唤晚自修的旋律。

双簧管独奏在碎弓弦乐的引导下进入乐章，反复上扬，又渐趋柔和，接着竖琴代入，琴声回旋，不弃不离，像是呼唤，像是水边落日的光芒，像是美丽的白云镶上了金边。突然间，鼓点响起，法国号介入，竖琴抗争，雾气升腾，夜幕渐渐笼罩了操场。

天天听这音乐，只知道匆匆赶往课室，有一天，不记得因为什么，我就这么坐着，看着人群奔跑，操场渐渐空去。不知道为什么，有点心酸，有点甜蜜。苍茫，美丽，惆怅，忧郁如同水流从我心头缓缓淌过。

时间就这么一天一天过去了。文化革命开始的时候附中是最早造反，最早反工作队，最早建立红卫兵的学校。说来也奇怪，固然借助喊错口号，革命本身必然吞噬自身的孩子的规律在附中同样演出了惨烈；固然文革兴起，校长老师被斗是必然的格局；固然阶级斗争理论自然而然就把青春分出了张扬抑或潜藏；固然烽火的进程如同全国以撕裂的方式把人群分成了两派，但是在我目睹的范围内我们斗校长相当文明，学校绝大部分的班级没有斗过老师，也没有整过同学。那些最早造反的人，并不穷凶极恶，两派对立也非极端。相对于其他学校而言，文革中附中两派除了相互扔过石头，暴力委实不彰。那天，文攻武卫的消息传来，我正混在那些最早造反的高中学生中，头儿接过北京过来宣传单张，叹道，“文攻武卫，这事将来又得纠偏的吧。”什么叫纠偏，我查了半天毛选，大致明白了是以后来的政策纠正前面错误政策的意思。尽管头儿拒绝武卫，我们还是占据了学校机械厂，没日没夜在那儿忙了好些日子，我们把厂子里锉刀退了火打出匕首摸样，再车工整形，又捏出模子，用坩埚融化了所有我们能找到的红铜、黄铜和铝片，铸造剑把。然后再重新淬火打磨，直至一把把亮晶晶的匕首出现在我们面前。大家相互夸耀，都觉得自己手里的利器天下第一。各地武斗的时候，附中的教学大楼也都修了工事，桌子椅子堆到了楼梯道上，只留下一条小小的通道，上下得对口令，“长江”，“黄河”挺好玩。我们把铺板搬到了屋顶平台，那是我们仰望星空最多的日子，十天半个月过去，突然一夜大雨，撤退不及，个个都成了落汤鸡。大家无聊，后来也就陆续散去了。

再后来，就到了上山下乡的时节了。我因病留城，天天上医院敷药。两三个月后，有同学从海南回来，给我带来了几张唱片。他们在农场开荒会战，累得贼死，然而，长夜漫漫，实在无趣。那个时候全国除了毛选没有书可卖，图书馆也都被查封了。这几个家伙居然策划到城里踩点，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撬开了县图书馆。他们将想看的书全部运回了农场，储藏在自己的床下。这几张唱片也是他们的战果，不过他们没有唱机，就算是有也不敢播放，因此，千里迢迢，交到了我的手上，说是以后有同学回到广州就找我听。里面有外国名歌，有进行曲和军乐，也有交响乐《睡美人》和《天鹅湖》。

当唱片播出每天附中晚自修前的那段熟悉的旋律的时候，我禁不住打了个寒颤，我熟悉那段旋律，只是我根本不知道那旋律居然出自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一九六二年主席发出了讲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号召。一九六三年，北京与苏修公开论战。除了高尔基的《海燕》所有一切与苏联有关的文化一扫而空。我真没有想到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居然能够天天播，月月播，年年播，一直播到文革摧毁了学校所有行政机构的时候。这不是一个故事，而是所有人在潜意识层次发生了共振又产生了共谋的乐章。

十多年后，我到了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学习，每逢五一，全城贴满马恩列斯套色画像的柏克莱是美国左派的大本营，是美国六十年代反越战，自由言论运动和嬉皮士的兴起之地。我去到美国那时节已经到了八十年代，柏克莱依然漫天弥漫着无拘无束的气息，表面上这些五花八门的我行我素多以颓废的面目呈现，但内里，那冲动，那自信，那青春，那叛逆，那逻辑，所有这些，在附中，在那烽烟骤起的年头，在辩论的两派阵营里我都曾经感受过，尽管表面上，那叫革命。柏克莱有一家餐馆，叫台湾饭店，餐馆里有一道名菜叫毛泽东鸡，毛泽东鸡其实就是湖南辣子鸡，清末的时候因为左宗棠大人喜欢，也曾被称为左宗棠鸡，在风起云涌的六七十年代，那道菜是每个美国的左派到柏克莱朝圣的终极。

那一天，我在那儿点了碗清汤牛肉面，不一会，一个年轻的侍者扭动着手腕托着一碗面出来了，他摆着身子，多么熟悉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啊，他就这么自得其乐地扭着，把面送到了我的桌面。问起来，他也来自广州。我们的对话切换成了广州话。后来彼此熟悉了，我问，“你就这么喜欢这首歌？”

“是，也不是。我督卒注的时候快沉下去了，大海茫茫，力气也没有了，这时候，我心中响起的就是这首歌。‘大海航行’，手臂弯上来，‘靠舵手’，手臂在水里用力划出去。”好阳光的家伙，他生动地比划着，信誓旦旦说是这么多人都淹死了，就因为这首歌给了他力量，让他坚持划啊划，游到了香港，又看到了明天。

就在这时候，在突然间我耳畔响起了那段附中晚自修前必播的《天鹅湖》。一个激灵，突然间我就明白了，一段音乐绝不仅仅是它表面的歌词或者内里的故事，它还有它抽象的核心与不同时空的人心产生的共鸣。那段《天鹅湖》它演绎的不仅仅是爱情，而且更是对美好的向往和内心的柔软。我的思维跳跃着，我突然就明白了之所以在青春熠熠的附中，造反宣言切切批斗大会却又相对文明，革命口号高喊却绝不乱整师长，匕首铮亮却只是大男孩显摆的道具，两派观点对立却有了工事没有了武斗，这一切的一切，隐隐约约，多多少少，和那段没人知道是《天鹅湖》的《天鹅湖》暗藏着联系。

母校的好是我离开了学校很多很多年之后才渐渐地明白的。没有人生经历，我不可能知道做一个附中学生会情愿偷书而不甘于在劳作中沉伦；没有人生经验，我不可能知道“噢，原来这个人就是我自己”以及“纠偏”所代表的怀疑意识的意义；没有治好了我奶奶，我不会去想学校为何着意激发我们自学的兴趣；没有高考，我不会知道我的数学，我的功底，我的思维，诸如此类，一切皆有借力；没有《大海航行靠舵手》的启迪，我不会知道《天鹅湖》一直在传导人性的美丽；没有俯瞰，我不会知道在那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年代，我们的师长，以及我们所有飞扬的和被压抑的青春，曾经共同守卫了一段旋律的秘密。

在我离开附中五十年之际，谨以此文献给我心中永远的附中。

注：督卒：广州话逃港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