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的智者：1949年上书毛泽东劝阻土改，三个案例发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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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1年，农业经济学家董时进的著作《论共产党的土地改革》在香港出版。
　　不到乡村人口10%的地主、富农，却占有70%至80%的土地，这一经典论断是中共开展土改运动的依据。董时进指出，根据民国时期土地委员会在16个省、163个县、175万农户中进行的调查结果，35.6%的农户拥有5亩以下耕地，24%的农户拥有5—10亩，13%的农户拥有10—15亩，拥有1000亩以上耕地的大地主只占0.02%。
　　熊景明《先知者的悲哀》一文称，董时进与余英时一样，认为将地主的土地、房屋、生产工具等统统没收，分给贫民和无业游民，让他们失去良知，是对中国传统道德的颠覆。如此土改为此后的政治运动奠定了基础。
　　董时进知道土改大局已定，悲哀地预言说，政权巩固之后，这个政党就会将农民的土地收回，建立集体农庄，粮食大量交给政府，农民被整体奴役，然后会出现许多问题，会饿死人。孰料一语成谶！



董时进夫妇图片来源：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网站
　　董时进（1900—1984），1920年毕业于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农学科，1922年赴美国康乃尔大学深造，1925年获得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代理院长、院长职务，兼农业经济系主任。1947年5月，在上海成立中国农民党，当选为主席。
　　中国农民党的成立宣言说：
　　中国之所以闹到目前这样糟的局面，病根是因为农民不能做国家的主人，只做了别人的武器和牺牲品。……欲使中国成为一个太平富强的民主国家，非培养农民的政治能力，并将他们团结起来，使能行使公民的职权不可。
　　两年后该党解散，江山易帜，董时进仍然留在大陆。1949年12月，他给毛泽东等人写信，试图劝阻土改。熊景明将其观点归纳如下：
　　中国的土地不是分配不均，而是人口太多，土地太少，农村劳力大量剩余。他主张应当节制生育，优生优育，同时发展其他产业，将农村劳力转移出去。如果平分土地，会将劳力束缚在土地上，阻碍中国工业化。平分土地后，土地细化，难实行机械化，且农民在小块土地上没有致富的可能，对土地长远投资缺乏热忱，土地将退化。再者，土地改革后，由于失却了地主富农的累进赋税，也将给国家税收带来困难。
　　在近万字的长信中，董时进列举了几个地主、富农的实例，并坚持认为，既然“土地是可以自由分割及自由买卖的，租佃是自由的契约行为，地主也不是世袭的贵族”，把这样的土地制度说成“封建性”的，不符合事实。
　　第二年，董时进的幻想破灭，毅然远走香港。后来，他赴美定居，执教于加利福尼亚州州立大学，又任美国国务院农业顾问，1984年在美国去世，享年84岁。


董时进的两本著作图片来源：易拍全球
董时进上毛主席书（节选）
　　让我举几个关于地主和富农的实例给你听，这些都是我所直接接触到的事实：

　　一个五十多岁的三轮车夫同我谈起他的家事，他原是贫农出身，三十年来用他的血汗钱陆续买进了共有一百廿多亩地，现在他的地都被分给当地的游惰分子了，自己分到的不满十亩，不愿在乡下种田，所以到城里来踏三轮车。他很感觉愤恨不平，他说出这样一句伤心话：“我们年年日日冒风雨暑热在地里做活的时候，那些人却在茶馆进酒馆出。他们游手好闲，吃穷用穷了，还说是被我们剥削了，要分我们的地。”

　　我家有一个老奶妈，做了二十多年的奶妈和佣工，随时将她的工资积蓄寄回家去，零零星星的共买了二十多亩地，连原先所有的合计有三十余亩。她以为辛苦半身，可以回家养老，但是她的地大部分都分给别人了。她只有一个丈夫在家，仅仅分得三亩，后来丈夫死了，家乡已经久无消息，她的地就算是完全没有了。她做二十多年苦工的积蓄，全部化为乌有，她的伤心和怨恨，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我有一家不甚远的亲戚，弟兄三人，二十年前分了家，各分得田地七八十亩。老大是一个守本分的老实人，在乡下务农兼做小买卖，生活极其俭朴，历年积下钱来，添买了五六十亩田地。老二嗜赌兼吃鸦片，分家后不多年已将田地卖光。老三早将全部田产卖去，将钱拿在城里做买卖，发了财，已经买了几处房产，并有不少的现款和货物。现在老大的田要分出去，老二可以分田进来，老三最有钱，但他的全部财产在城市，不致遭受损失。最坏的老二占便宜了，笑了，最勤俭的老大吃亏了，哭了。任何人也不能不为老大叫屈。
　　这些不过是随意举出的几个例子，类此的事例太多。实际上这些所代表的乃是普通一般的情形，而不是特殊的例外。中国自古就产生了“有恒产者有恒心”的哲学，历代政府都鼓励人民买地，称为落业，一般人又向以为土地是最安全的财产，以故安分守己的分子都欢喜把积蓄变成土地，从没有人把买田购地当作是有封建意味的，或有害他人的事体，也没有人把出租田地当为是一种封建剥削的行为。
　　在以前帝俄和许多欧洲的国家，土地大多为贵族所有，而且不能自由分割买卖，乃是由那些贵族大地主，像一个一个的小国家一样，将它一代一代地传袭下去。地上面的农民也没有迁徙或退佃的自由，而必须世世代代在同一地主采邑之下奴役，除非随同土地被出卖给另一个贵族。那样的土地制度和地主，才可以说是封建性的。中国的情形迥乎不同，土地是可以自由分割及自由买卖的，租佃是自由的契约行为，地主也不是世袭的贵族，而是可以由任何平民阶级及任何贫苦人户出身的。这样的土地制度和地主是封建性的，实在太与事实不相符合。我曾经费过很长久的时间，并竭力排除任何可能存在于我脑子里面的成见偏见，去仔细地考察思索，始终找不出中国的土地制度和一般的地主富农的封建性在什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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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活着》剧照图片来源：Mtime时光网
　　地主富农之所以成为地主富农，除少数特殊情形而外，大多是因为他们的能力较强，工作较勤，花费较省。虽有不少是由于其祖若父的积蓄，然而自身由贫农起家者亦很多。即使是由于其祖若父的积蓄，亦必须其自身健全，否则必然衰败。这即是说，地主富农多半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是促社会进步的动力，是国家所应保护和奖励的。但这绝不是说，贫农都是低劣的分子，因为在战祸绵亘，百业不振的情况之下，多数人都没有改善他们的境遇的机会。但是，无论哪一个贫农都没有不愿意成为地主或富农的，若说他们之所以没有成为地主或富农，乃是因为他们的道德特别高尚，不愿意剥削他人，则决不足信。国家当然应该帮助这些贫农去改善他们的境遇，但帮助他们的正当办法，是在和平恢复之后，努力发展生产建设，多创造就业的机会，使大家都有工作，能够赚到丰富的进款，而不是分给很少几亩土地，把他们羁縻在小块的土地上面，使他们继续留在农人已嫌太多的农村里面讨生活。他们耕种那样小的一块土地，终年劳苦的结果除去了粮税及各项开支以后，根本还是不够维持最低的生活。
　　……（略）
　　最后，让我向您献议一个办法，请您考虑：

　　新民主主义不是还要更进一步转变为社会主义吗？耕者有其田的制度不是还要转进到土地社会化和农业集体化吗？那么，何必多此分地一举呢？现在像割肉似的将土地从地主和富农身上割下来，已经使他们很疼了，割下来分给贫民之后，不久又要从他们和大家身上再割下来，那恐怕困难更多了。何如现时不必分，待将来真要实行社会主义时，直接把土地连同他种生产工具一齐社会化呢？

　　假使您赞同我的意见，请您立即下令停止分地，并将土地政策提出修改，另行规定限地办法，逾额者限期出卖，或由国家给价征收，转卖与自耕种者，令其分年偿付地价。老解放区已经分配的土地，虽可不必交还原主，但亦应令分得土地者补缴地价，（不妨稍低廉）不愿者可以将土地退还。这样，不但土地被分去者万分感激，不会要求追算旧账，即是分得土地者亦没有抱怨的理由。本来谁也不会想把邻人的土地无代价夺归自己，现在补缴地价，确定所有权，他们也会感觉心安理得，释然于中。
　　我对于土地改革的问题，曾经用过不少的心思。我也曾经读过好多篇主张分地的文章，然而总觉得他们的理由牵强，持论偏歪，根据也不可靠。不见于文字的民间舆论，一般都认为这种办法不公道，不合理。我相信我自己是没有成见偏见的，更不是因为个人的利害关系而寻找借口来反对土地改革。外间曾有人说我是一个什么“大地主”，那完全是瞎说。我既不敢当这个头衔，也不能受这个诬枉。我不瞒你，我办得有一个果园，有一百多亩瘠薄的山坡地，为整个国家的关系，我何在乎这一点小小的地皮，何况政府对果园及新式农场的土地早已宣布不分了呢。我之所以不惜屡次反复辩论，此次更不顾冒犯您的危险，乃是因为我感觉我对于这土地问题了解得比较深刻，比较正确；假使不将我的意见尽量发挥出来，我会永远感觉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对不起中国，对不起无辜被夺去土地的人民。我想您是爱好真理，并能服从真理的，当您发觉政策有错误之时，您一定是能勇于改正的。
　　《董时进致信毛泽东谈土改》，载《炎黄春秋》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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