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于帮助我们思考的工具,从语言到手机,也许都是心智本身的一部分。LARISSA MACFARQUHAR发表于 THE NEW YORKER意识的终点是否就是世界的起点?意识是否位于脑壳之中、隐藏于皮肤之下,还是说可以向外辐射,从而与它所指涉的事物、空间和其他心智混为一体?要是外部世界的物体,例如一支笔、一张纸和一部手机,也能作为大脑的一部分,发挥与大脑一样的功能,帮助大脑计算或记忆,我们又该如何看待意识呢?你可能会说,那些物体显然不属于意识的一部分,因为它们不位于大脑之中,但那又会产生另一个问题:它们到底在不在大脑中? 设想一个名叫因加的女孩,想去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她“询问”自己的记忆,想起博物馆位于第53大道,然后她就往那个方向走去。现在,再设想有一个名叫奥托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奥托去哪里都要随身携带一个便笺本,他会在本子上写下他认为可能会用到的信息。他的记忆力很差,因此,他总是要不停翻看便笺本,查看信息,或者写下新的信息。有一天,他决定去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他知道便笺本中有地址信息,于是开始在上面查找。 在因加“询问”记忆或奥托查询便笺本之前,他们脑海中都没能有意识地浮现出“第53大道”这一地址。但要是问起他们,他们都会说,他们知道博物馆在哪里——就好像如果你问某人是否知道现在几点,她一定会说知道,然后看看她的手表。那么,因加的“记忆”与奥托的“便笺本”又有什么区别呢?你也许会说,因加总是能通过大脑想起地址,而奥托不可能总是求助于便笺本,他不可能把它带进澡堂,不可能在暗处看见文字。但因加也不总是能想起地址——当睡着的时候,或者喝醉的时候,她就无法做到这一点。 安迪·克拉克(Andy Clark),爱丁堡大学的哲学家和认知科学家,相信因加和奥托、记忆和便笺本之间,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他相信,意识延展到了外部世界,并时常与很多设备交织在一起。但这肯定不是一个事实陈述,因为你显然可以反驳这一看法。不,这种看法更多地属于思考人类这种动物的一种方式。克拉克拒绝这样一种观点:人完全由其自身构成,可以与外界隔绝,而不需要外界的帮助。
William Grey Walter和他的机器乌龟
之后,机器人变得越来越复杂。在1960年代,斯坦福大学的一群人设计了一款与人同样大小的机器人,名叫谢克(Shakey),它可以绕开障碍,执行指定的任务,比如,将一个木块从一个房间推到另一个房间。谢克身上有一个摄像机,由一台远程计算机控制,该计算机预装了一套完整的谢克所在世界的二维地图。此前的Elmer和Elsie非常无知,只能以一些简单的方式应对它们所遇到的障碍,而谢克则可以一步一步地仔细谋划自己的行程。在移动了一小段距离之后,或者在遇到了一个障碍物时,它会停下脚步,呆上几分钟,同时它的计算机“大脑”消化由摄像机发送给它的位置信息,计算下一步走向。谢克比Elmer和Elsie更聪明,但也更刻板,反应速度更慢。它的行为完全不像动物。如果一个动物需要停下脚步,为接下来的行进方向思考五分钟,那它一定是一个死动物。
Surfing Uncertainty封面
克拉克是用他乐观的个性来看待预测处理理论的。但一个强调认知不确定性的理论,即大脑必须推测外界发生了什么而非直接吸收外界信息,并不必然是一个统一的理论。相反,在另一个对预测处理理论感兴趣的哲学家、莫纳什大学教授雅各布·霍威(Jakob Hohwy)看来,该理论强调了大脑要理解外部世界有多么困难。克拉克将大脑视为是在轻装前行,只吸收“新闻”,只吸收能指导下一步行为的信息,但霍威则把大脑看成是重型的心智装备,只能处理转瞬即逝的视线或感知。他为一本即将出版的新书《安迪·克拉克及其批评者》(Andy Clark and His Critics)写了一篇文章,其中他提出了与克拉克的快乐冲浪相反的比喻:不死僵尸。大脑就像是被关在了棺材里的吸血鬼。 “很多人都觉得,我们离与世界融为一体还差得很远。”霍威写道,“我们被世界包围,而我们还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感官信息。我们总是在怀疑自己,不断退缩,试图搞清楚发生了什么。对很多人而言,当然也包括我自己,我们都很熟悉一种感觉,那就是社会焦虑。我们一直在从他人的行为中推测行为背后的理由,也即是他人内心的想法,但这些想法隐藏在他人的大脑之中,因此预测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很多人总是想知道,我冒犯那个人了吗?他们喜欢我吗?他们正在想些什么?我理解他们的意图吗?”对克拉克而言,心智最显而易见的特点是,它的认知方式非常迅捷,而且能完全适应身体需求;但霍威则注意到,大脑经常犯错。“我对精神疾病进行了大量的思考。”他写道,“我们忘了很多人都有这样那样的精神疾病,它们通常被认为是因为大脑内部的运作模式失去了自身的稳定性。1%的人患有精神分裂症,10%的人患有抑郁症,还有人患有自闭症。大脑系统崩溃的频率比我们所认为的要更高。” ···· 2008年,克拉克在《新科学家》(New Scientist)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介绍了据称是关于大脑的统一理论。该理论涉及他一直在思考的预测处理理论,但还涉及更大范围的内容,不仅解释了认知和感知,还解释了由单一机制所产生的行为。克拉克发现,他的新理论已经被伦敦大学学院的教授卡尔·弗里斯顿(Karl Friston,全世界论文被引用次数最多的神经科学家)认可。在神经影像实验中,弗里斯顿设计了一种统计方法来分析大脑行为,但他只是将做神经影像实验看成是自己的日常工作:他只在周末思考关于神经生物学的理论问题。弗里斯顿把他的理论称为“自由能量原理”(the free-energy principle)。弗里斯顿所谓的“自由能量”大约等同于克拉克所谓的预测偏差;弗里斯顿相信,大脑需要将自由能量最小化,或者将预测偏差最小化,大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克拉克与弗里斯顿碰了面,并进行了交流。之前,在周末的时候,弗里斯顿一个人在办公室做了大量的理论思考。他的办公室位于女王广场,装修风格参照了詹姆斯·邦德电影中的M办公室——地球仪、摆了几个香槟杯的鸡尾酒桌、挂毯和覆盖了方巾的沙发。他从来没从哲学角度思考过认知科学。“直到我遇到了安迪,”他后来写道,“我才明白什么是哲学。我知道哲学很美妙,就像国家公园、诗歌、乡村游园、历史以及其他事物一样,能丰富我们的生活。然而,我从没真正理解过哲学的科学意义。” 但弗里斯顿开始意识到,他很不擅长解释自己的理论。他尝试过,但没人理解他。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不能理解他,因为他们不懂数学——想帮他们都帮不了,而数学家也不理解他。从纽约到墨尔本,有好几所大学组织过读书会和研讨会,试图理解弗里斯顿的自由能量原理,但不可避免地均以失败告终。不可能理解弗里斯顿的理论甚至逐渐成为一种网络文化现象(meme)。一个在西北大学教书的人工智能学者在网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如何阅读卡尔·弗里斯顿(用原始的古希腊文)”的文章。一个名为“Farl Kriston”的推特账户,在一开始的几个月里,引用了弗里斯顿的一些令人费解的话,如“接下来,我们推测,将模型证据最大化的迫切性是(可能是同义反复)不证自明的”,之后的推文则完全像是胡言乱语,如“我想是什么就是什么,不然我为什么那么想?”(译者注:这句推文其实化用了说唱歌手Eminem的歌《The Way I am》里的歌词。) 然而,由于将预测处理与他更早之前对具身认知(认知的进化是为了身体和伴随着身体而展开的)的思考联系了起来,克拉克对弗里斯顿的自由能量原理特别感兴趣。弗里斯顿相信,将预测偏差最小化——大约等同于将自由能量最小化——导致身体产生了动作。的确,这种身体行为理论听起来有点奇怪。大脑是如何让一只胳膊移动的?它预测胳膊将要移动。拥有自我感受的感知器官发出了狂乱的错误信号给肌肉,告诉它胳膊不会移动;肌肉通过让胳膊运动解决了这一相互冲突的情况,于是让大脑的预测最终变正确了。 在克拉克看来,将身体动作整合进预测处理的心智世界循环是讲得通的,但他对这一理论是否能解释所有心智现象是心存疑虑的。弗里斯顿并不满足于只为人类大脑构建统一理论,他还把他的原理应用到动物、甚至植物身上。他说,在他很小的时候,他就对“融合和简化着迷”:他不仅对神经科学,还对数学和物理学着迷。克拉克则相反,他的世界观来自于进化生物学,生命被视为混乱、临时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一点一滴的材料拼凑而成,一个系统进化成另一个系统,并一路伴随着冗余和杂乱。他对简化并不感兴趣,他甚至怀疑简化论——他凭直觉认为,简化论不可能是正确答案。 克拉克认为,根本问题在于,他就像一个肮脏的流浪汉,而弗里斯顿则像一个有洁癖的君子。克拉克喜欢多样、丰富、充裕。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相信生物就像是从很多拼凑而成的魔法袋中蹦出来的,他还非常喜欢这种事物存在的方式。然而,弗里斯顿的观点把他拉向了简化论——他现在已经准备接受这样一种看法:预测处理是一种高级的精巧机制,消除了生物意义上的混乱。但他绝不会像弗里斯顿那样妄图构建一个优雅的理论。克拉克告诉弗里斯顿,从性情上讲,弗里斯顿更像冷峻的哲学家W.V.Q.蒯因(W. V. O. Quine)。弗里斯顿从未听说过蒯因,于是克拉克解释说,蒯因曾经针对那些不必要的复杂理论说过这样一句话:“从很多方面来讲,人口稠密的地球是很讨厌的,它冒犯了我们对美的感受,我们喜欢沙漠的简洁之美。” ···· 如果不从字面上去理解“预测”这个词,弗里斯顿的身体行动理论——为了让胳膊移动,你的大脑必须预测你的胳膊将会移动——听起来就没那么怪异了。弗里斯顿所谓的预测不是对未来的猜测,而更像是一种投射——大脑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投射可以是对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一种推测,也可以是一种想象的场景,一种幻觉。大脑想象胳膊正在移动,构想胳膊正在移动,通过这种幻觉的力量,导致胳膊真的发生了运动。当然,有时现实并不配合:有时胳膊瘫痪了,或者被熊咬住了。在那种情况下,大脑将被迫通过压制先前的预测来应对预测偏差,至少承认感知到的信息是正确的,胳膊不可能移动了。 “为了生存,大脑不得不做两件事:它必须驱动身体满足自身的需要,它必须形成对世界的理解,并且这种理解还要足够真实,才能指导对世界的理解和行为。
《纽约客》作家,《Lingua Franca》资深编辑,《巴黎评论》顾问编辑,为《Artforum》、《The Nation》、《新共和国》和《纽约时报书评》等撰稿,著有《Strangers Drowning: Impossible Idealism, Drastic Choices, and the Urge to Hel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