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应国：回忆大串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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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想起来，在我们这代人即所谓“老三届”一代的经历中，唯一的幸事，恐怕要算是文革初期的大串连了。那是一次史无前例的政治旅行和免费旅游，是我们第一次睁开眼睛看中国。尤其对生在贵州这样偏僻闭塞之乡的我辈来说，大串连是以很多“第一”而载入我们个人生活的史页的。比如说，第一次走出家门，第一次跨境出省，第一次坐火车、电车，第一次去到北京、上海，知道了什么叫做大城市……如此等等。总之，那是一次大范围，大跨度的集体旅游，是生于偏野之乡的山里娃们前所未有增长见识的好机会，也是我们至今唯一没有抱怨的难忘记忆。

　　(一)缘 起

　　1966年9月，又一个新学期开学了。按理，我们该升入新三(我校自1960年开始试行五年制教学改革，初中三年、高中二年，一共读五年毕业。开初实行双轨制，一半旧学制，一半新学制，至1965起初中全部改新学制)，但由于搞文化大革命，中央通知所有学校一律停止招生，毕业班的同学没法毕业，我们自然也就升不了级，大家都在学校原地踏步。所以，开学后，学校里没什么变化，唯一的变化是出现了红卫兵，那是由工作组和校文革出面组织的，名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也就是后来被称之为“保皇派”的官办红卫兵。接着就是“破四旧，立四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砸匾牌、毁文物，批判老师、同学等等。

　　此时，有几个在北京读书的安顺籍大学生，已经组成“南下串联队”回到家乡，率先在这个用他们的话讲是“死气沉沉”的故乡小城，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造反运动”。他们四处活动，扎根串联，英勇无畏地喊出了“炮轰司令部，炮打司令官”的口号，并很快又将矛头直接指向那时还显得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方党政机构，写出了“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的大字报、大标语。这还了得?他们真是吃了豹子胆了?这不是公开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吗?整个小城就像炸翻了锅，前述的官办红卫兵和无数不明究里的“革命群众”对“南串队”展开围攻，而已探知最高领袖确有“炮打司令部”之意的“南串队”却毫无惧色，越战越勇。于是，激烈的街头辩论开始没日没夜地进行。大革命狂烈的风暴，就这样骤然降临到我们这个偏远平静的边陲小城。

　　其实，是怪我们年幼无知，我们不知道早在当年的8月5日，刚返回北京不久的伟大领袖就写下了题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檄文，并在他主持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作为会议文件发放。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下达了一个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代表到京参观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并明文规定赴京的革命师生一律免费乘车，伙食自费，住宿由国家负担。而在此之前，为了发动群众，伟大领袖已分别于8月18日、8月31日先后两次在天安门接见了到京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并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公开表示了他对红卫兵运动的支持。正是由于这个象征性的政治表态，各地校园里才纷起效法，匆匆忙忙地拉起了红卫兵组织。国庆节前夕，突然又来了通知，要各地推选红卫兵代表到北京参加国庆活动，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只可惜名额太少，我们班就只分到两名，让人只能对那一二幸运者生出无限的忌妒和羡慕。但没过多久，待到这批幸运儿从京归来时，大串连的风暴旋踵即至，一下子校门大开，无需任何人批准，只要你愿意，学校就会给你开具外出串连的证明。

　　于是，同学们成群结伙地整装上路。

　　一次难忘的免费大旅游，就这样突忽其来地开始了。

　　(二)启 程

　　最先外出串连的，大都是些家景稍好的同学，因为，虽然是免费住宿，但一路上的花销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那时，多数人家收入都很低，再加子女众多，突然要拿出这么一笔开销，确也殊非易事。所以，在最初的欢呼雀跃之后，真正成行的并不很多，大多数人都在等待家长同意和凑钱。少数家景特别困难的同学，则根本就不敢抱此奢想。

　　我因家境贫寒，不敢向父母开口要钱，每天看着一批批同学走出校门，暗生羡慕之余，心中自是万分的沮丧。那时，学校已经按上面的要求，成立了接待站，专门负责接待外地来串连的所谓“革命师生”。我因已决定不出去串连，便被老师招到接待站，参加零零星星的接待服务。印象中有一次接待几位北京学生，听说他们外出已经个把月了，现在是从昆明返回，准备再一路停留返回北京，心中更是艳羡不已。转眼到了十月底，眼看同学们差不多快走完了，这时，已参加工作的姐姐突然决定助我成行，给了我十五元钱，要我无论如何不能错过这个机会。母亲知道后又悄悄给了五元。于是，我到学校找到几个还未来得及成行的外班同学，约好同去开了一张串连证明，大家结伴而行，以便彼此有个照应。

　　行前，母亲为了节省开支，还特意给我做了一袋炒面，要我带在路上做干粮。

　　1966年11月2日凌晨，天还没亮，我就兴冲冲地离开家门，跟几位同学一起，来到火车站。我们一行六人，很顺利就办好了车票，登上东去的列车。目标——北京。不过，第一站得先到贵阳。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坐火车，也是生平第一次到贵阳。

　　(三)初到贵阳

　　那时，从安顺到贵阳，火车须走三、四个钟头。当列车缓缓驶进贵阳站后，一位同学朝窗外一看，不由得惊叫起来，“哎呀，好多人啊，怕是来欢迎我们的吧?!”一句话引得我们纷纷探头张望，只见外面站台上站满了密密麻麻的学生，样子确像在等待着什么。我们从未见过这种阵势，还真以为是来欢迎我们的哩。直到下车后才知道，这都是在候车的外地学生。说起来安顺距贵阳也就百公里之遥，但来串联的人寥寥无几，车站上冷冷清清，与贵阳相比简直判若两个不同的世界。这就是省会城市的优势了。

　　顺着人流出得站来，只见候车室外的广场上停着几辆宣传车，车上安装的高音嗽叭，正反复不断地播送着：我们是××××(单位或组织名称)红卫兵!我们的观点是——“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震耳欲聋的声音，将这座城市淹没在一片“造反”，“革命”的喧嚣声浪里，使人一下车便有一种天下大乱的感觉。

　　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宣传方式和宣传工具，很是新鲜好奇。一个月后，当我们串连归来时，安顺已满街都是这种宣传车了。可见，克隆或复制，这也是文革迅速铺展的方式之一。

　　出站不远，有当地政府设立的接待站，我们凭证明，排着长队办理了住宿，然后有准备好的客车，大家鱼贯而上，随车来到商业学校。当晚即下榻于此。

　　翌日上街，因为在校时大家都已加入了学校红卫兵的外围组织——延安战斗队，所以，我们也学着那些外地红卫兵的打扮，纷纷把那红底黄字的袖章掏出来，很自豪地戴上。不想到了街上后，袖章上那“延安”二字格外醒目，除引来不少羡慕的目光外，更常有好奇者会带着特别的敬意问：“你们是从延安来的?”得到否定的回答后，又露出了明显的失望来。如此几次，渐渐把我们问得心虚起来，大有假冒革命圣地之名招摇撞骗的嫌疑。于是，在惭惶中，在一种莫名的自惭形秽中，我们只得不无遗憾地将袖章收起，不敢再戴了。

　　(四)重庆印象

　　在贵阳只逗留了一、两天，我们便启程前往重庆。

　　现在已记不清当时为何走的是川黔线而不是黔桂线或京广线(那时还没有湘黔线)，大约是因为黔桂线太挤，上不了车吧。桂林是著名的风景胜地，地理书上“桂林山水甲天下”的话是人所共知的，所以，想去领略桂林山水的人恐怕是多得难以计数了。

　　从登上列车的那一刻起，我们才知道什么叫大串连。车上到处都是学生，从过道到车厢之间的衔接处都挤满了人，而且，越往前越严重，以至到后来，连厕所里、货架上、座位下都有人占据，弄得列车员没少与之交涉，但最后都只能不了了之。沿途虽不断有人下车，但上车的人总是更多。列车严重超载，车速极慢，再加车上车下，常为上车之事纷争不断;常常是列车到站了，等候已久的人便蜂拥而上，而车上的人则赶紧关紧门窗不让上，车上车下隔窗叫骂，互相指责。僵持久了，有的则干脆围住列车不放行，严重的还有卧轨等等。有时，列车随便在哪个小站一停就是数小时，一打听，不是我们自己的车被困住，就是前面的哪一趟车被围了。就这样，停停走走，走走停停，列车晚点了又晚点，也不知走了多长时间，只记得抵达重庆时已是夜晚，沿江一片灯火，闪闪烁烁，与江水中的倒影交相辉映，尤其显得辉煌迷人。难怪当时就有人说，重庆的夜景最漂亮。

　　出站后，站外设有接待站，我们照例随着人流，排队、办住宿，然后，是一辆辆专程来接人的公共汽车，一趟就把我们拉到了重庆公安学校。此时，虽已是深夜12点来钟，但因有接待任务，学校的食堂仍在开饭。我因是头一回坐长途，在前往食堂的路上，脑子里晃晃悠悠，一片轰鸣，犹如仍在行进中的车上一般，很不习惯。

　　重庆对我们来说，最熟悉的莫过于小说《红岩》以及电影《在烈火中永生》所描写的那些故事了。江姐、许云峰、陈然、华子良、双枪老太婆等等，这些传奇般的名字，这些令人肃然起敬的英雄，早已深刻在我们的脑海中。所以，在重庆，我们最重要的活动，就是到渣滓洞集中营参观。当时有个专用名称，叫做“中美合作所罪行展览馆”。

　　不过，说实话，当我走进那个被称为“活棺材”的监狱里时，心中的感觉却很一般，那个关押过许云峰的地牢，不过是个浅浅的土坑罢了，哪里像小说上描写的那么阴森恐怖。至于那些监房，或许是由于时过境迁的缘故吧，也都因破败而显得普通，毫无森严之气。倒是那座安埋了许多烈士遗骨的巨大坟墓，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在一间宽大的陈列室里，塑有一组红岩烈士的群体雕像，雕像四周挂满了各地红卫兵献上的队旗、袖标、祭辞、挽联等等，其中有一篇题为《誓词》的祭文，写得慷慨踔厉，激情飞扬昂，引得不少人纷纷驻足抄录，流传颇广。惜乎已记不清是出自何人之手了。

　　除了渣滓洞、白公馆，我们再没到任何地方去过，甚至就连很有名的红岩村也没有去。究其原因，除了无知而外，恐怕和此时已兴起的一股反对把革命大串连当作游山玩水的强烈呼声有关，类似的呼吁几乎随处可见。我们既不可能充耳不闻，也不可能改变自己的无知，只好终日漫步街头，观看那些充满了火药味的大标语、大字报。

　　此时的重庆山城，已笼罩在一片“炮轰”、“火烧”的硝烟里，到处可见直指当地党、政、军领导人的大标语。其中，署名最多的，便是后来闻名全国的“8·15”造反派。有时，还常常在街上碰到有人撒传单，这种方式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五四”运动，从而更增添了一种大革命时代的气息。正是这一点启发了我们。为了显示自己不是游山玩水，我们也跟着效仿起来，到接待站领来纸张，借来必须的油印工具，把拾到的传单内容照搬下来，刻好，印好，再拿到街上去撒。有一次，我们专门赶到两路口，站在高高的台阶上将传单撒下去，然后低头俯看下面那些细如蝼蚁的人争先恐后地弯腰捡拾，心中竟不免感到有些好玩，有些得意，仿佛从中也体验到了某种“革命”的快感与乐趣。

　　(五)过成都

　　成都是巴蜀重镇，从刘邦封汉王领蜀地到刘备建都，武侯治蜀，两千多年的开发史，奠定了成都文化历史名城的地位。作为巴蜀文化的象征，成都拥有不少的历史遗迹，著名的如武侯祠、杜甫草堂、青羊宫等。除此之外，附近的峨眉、青城、都江堰、乐山大佛等等，都是著名的游览胜地。应该说，在成都是有得玩的。

　　然而，遗憾的是，我们从渝到蓉，一住数日，除了整天在几条主要街道上瞎逛之外，竟未到过任何名胜参观游览，原因自然还是因为无知。就拿距成都不远的大邑县刘文采庄园来说吧，这可是个大名鼎鼎的地方，在当年兴起的忆苦思甜活动中，有关刘文采奢侈生活和残酷剥削农民的宣传，使之几乎成了中国地主的象征。所以，很多来到成都的红卫兵，都会止不住好奇地奔赴大邑县，唯独我们对此居然一无所知，以至如今回想，记忆中的成都几成空白，唯有一件关乎住宿的小事，倒还有些印象。

　　在成都，我们住宿的地方是成都工业学院，距市区不算太远，只是食宿条件太差。第一天打开床被，就发现铺的、盖的全都脏兮兮的不说，而且还捉到不少虱子。伙食也极不象样，几乎每顿都是一种煮熟的块茎，烩得粘糊糊的，颇似我们安顺的芋头——我们也一直当着芋头。后来看到当地农民从一根根芭蕉树下挖出很大的块茎，说是做菜吃的，我们才知道自己天天吃的原来是这玩艺，心里顿觉委屈起来。议论之中，不知是谁恼怒地说，应该给这个接待站贴张大字报!一句话提醒了大家，当时，大字报是很具杀伤力的。于是，稍微商量一通之后，便找到学校的接待处，大大咧咧地说：我们要印革命传单需要领些纸。不想，也不知是他们见多了还是根本就没把我们放在眼里，接待站人员一口回绝，说是没纸。我们碰了钉子，并不死心，回去再合计，第二天，又另换了两位同学前往，说我们要走了，很想写封感谢信感谢他们的热情接待，希望能领两张纸。这一次，他们态度好多了，突然变得十分热情，一再报歉说他们确实没有红纸，很对不起。我们暗自高兴，便顺水推舟，说那就只好将就用白纸写了。大约是他们太需要这样的感谢信吧，便不再说什么，就发给了我们两张纸。我们就用这纸，临行前写了张批评他们对革命学生缺乏感情的大字报，然后扬长而去。

　　(六)“革命虱”

　　说到虱子，这可是串联时附带产生的一大景观，不可不记。

　　实话说，六十年代的中国，生活水平，卫生条件都还很差，所以，一般人都生有虱子这不奇怪。奇怪的是，串联时，由于人员流动大，聚集度高，往来范围又广，东南西北，交叉感染，今天这批人住过的地方，明天又换一批人，如此“传帮带”，就给那小小的寄生虫提供了空前的繁殖条件和传染条件。一时之间，竟随着人流，四处蔓延，弄得凡有学生聚集的地方，必有大量的虱子相伴随。

　　最先发现势头不妙是在重庆。

　　有两位上海学生，据说已经出来一个多月了，恰好跟我们同住一室。一天，我们几位同学约好外出，中途有位因故返回。事后他悄悄告诉我们，说那天他回到宿舍，正撞见那两位上海学生蹲在地上捉虱子，但他们不是像我们通常所熟知的那样，一个个地捉，而是一把把地抓到水磨石的地上踩!这情景太夸张，太让人难以置信了，我们信疑参半，既不敢不信，又不敢全信。但很快，过了成都，我们就感到身上不安宁起来，及至到了北京，这贴肉长的玩艺，已经疯狂到不仅在外衣上，甚至就是在洗脸毛巾上也随处可见的地步。待到从北京返家时，我们已惹得满身都是虱子了。坐在车上，只要觉得身上一痒，伸手进去就能捉住一只。起先还让人有些难为情，捏在手里悄悄地处理了事。但后来听身边几位贵阳九中的同学，津津乐道地大谈“革命虱”的光荣，这才感到释然起来。也不知是他们看出了我们的尴尬，有意为我们——当然也包括为他们解嘲呢，还是真的相信这革命也给虱子增添了光彩?

　　总之，直到回到家里，母亲将我换下的一身衣物，从里到外用开水烫了个遍，身上这才复又清爽起来。

　　(七)京城履痕

　　11月中旬，我们一路颠簸，到达北京，被安排到电力学院住宿。

　　此时的北京已是人满为患，所有的大、中学校都住满了人，而各地学生仍在源源不断地朝北京涌。学校住不下，就动员街道居委会也参与接待，所以，还有不少学生被安排到居民家里食、宿，这也是免费的(只收粮票)。至于接待学生的居民是否可从街道上领到补贴，那就不得而知了。总之，就因为人太多，我们住的地方十分简陋，一排排的地铺，从教室延伸到走廊、过道，到处都是横七竖八的人，看去真有一种战争年代随大部队行动的感觉。我们睡的地方就在走廊上，一床苇席，下面铺了层薄薄的稻草，其余便空空如也。好在有暖气，每晚合衣而睡也不觉得冷。就中自不难想象，北京城里的接待，已不堪重负到了何等地步。

　　到北京，最大的期望与目的，就是等待伟大领袖的接见。这是大串连的高潮，也是所有外出串连的学生最精彩、最神往的一幕。而且当时似乎已经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凡到京城串连的学生，必获得一次被接见的机会。而伟大领袖之所以格外开恩，愿意给这些少不更事的娃娃们如此巨大的殊荣，据说是因为他说过这样的话：苏联之所以变修，是因为直接见过列宁的人太少;我们中国要反修防修，避免重蹈苏联的覆辙，就要让更多的人能直接见到他本人。也不知这是哪一路逻辑。总之，这是既定方针，因此我们刚一安顿下来，就按照班、排、连的编队，每天上午都由解放军领着进行队列操练，以等候那个人人翘首以盼的盛大节日——最高领袖的接见。下午和星期日，则是自由活动。所以，除紧张的操练外，余下的时间便常往城里跑。自然，第一目标便是天安门广场，这是我们最向往的地方。

　　在我们心中，天安门不仅是首都的象征，而且似乎是直接与毛泽东相连的一处圣地。宽阔的长安街，巨大的广场，高耸的人民英雄纪念碑，雄伟的人民大会堂……这一切是我们在课本上就熟知的，但只有身临其境，才真正懂得什么叫做宏伟，什么叫做巨大。无怪千年之前的骆宾王就写下了“不睹皇居壮，安知天子尊”的诗句。只可惜我们都傻乎乎的，偌大一座京城，似乎只知有个天安门，有事没事总往那里跑，或者就只知在街上瞎逛，后来听到其他同学玩颐和园，玩天坛、动物园，参观军博等等，令人艳羡不已也后悔不已。那时，也许是刚经历了“破四旧”，著名的故宫博物馆并未开放，只有天安门一侧的中山公园，是我们唯一逛过的公园，似乎也很平常，没什么稀奇之处，只记得有几尊锈迹斑斑的古炮，还有就是用一些报废的公共汽车改作的公厕。印象较深的，是当时的广场上有很多用绳子圈起来的摄影点，外地来的学生，大多喜欢在这里留下一张手捧红宝书，腰扎武装带的纪念像。我们曾数次徘徊在这些摄影点，几经犹豫，反复权衡，最后终于舍不得花那点照相费而作罢，留下了终身的遗憾。

　　有一次，在天安门西侧的长安街上，突见就围了一大群人，把个宽敞的大街差不多都阻断了。外围还有不少人则干脆就站在自行车上，探头探脑地朝里张望;甚至一些车辆也停下来跟着看热闹。我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故，走近一打听，说是陈毅被困住了。我们既好奇，又激动，赫赫有名的元帅居然就被围在里面，叫人听了简直有点天方夜谈的感觉。我们兴奋得直在外面团团转，但转了半天也挤不进那密密实实的人群里去，盘桓良久只好离去，走了老远回头，仍不见人群散开。也不知所说是真是假。

　　另有一次，也是在天安门，突然有人撒传单。我们拾到一张，是用很粗糙的黑褐色马粪纸印的，打开一看，当头第一句话就是(大意)：我们认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是刘少奇，第二大走资派是邓小平……传单署名就是以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闻名的聂元梓等人。那传单的口气和被它点名的人的份量，都令我们惊骇不已。据我所知，这是最早把矛头指向邓小平的一张传单，在此之前，虽说已有了刘少奇犯方向、路线性错误的说法，但对邓小平则还没有任何的触及。可想而知，我们当时受到的震动是何等之大了，

　　在北京，我们还迷过一回路。已记不清是在什么地方了，反正是走着走着，就不知该往哪条路返回了。当时已是下午四、五点钟，街上随处可见北京学生和街道居委会设立的问路处，专为外地迷路的同学服务。可我们问了这一处，说往那边走，到那边再问，又说该往这边走，如此来来去去，几经折腾，仍转不出那个圈圈。后来，还是有位同学机灵，说应该问扫路的工人。这一下，果然是问对了。但等我们走到熟悉的路上时，已是华灯初上，那班公共汽车已经停开，我们无法，只好慢慢步行，直到走了很远很远才搭上一班郊区的长途车，待返回住地时已是深夜11点钟。第二天，我的一双脚都肿了，一着地就痛，只好向带队的解放军请假，可这位解放军不说不行，只是反复鼓励我说，这是接受毛主席检阅的操练，最好能坚持。于是，我只好咬紧牙关，硬将那天早上的操练挺了下来。

　　(八)遗憾的接见

　　1966年11月26日，盼望已久的日子终于到来：这一天，伟大领袖要接见我们了。

　　消息是头天晚上宣布的。吃过晚饭不久，负责操练的解放军指导员把我们召集到一起，神情激动地告诉大家：明天，伟大领袖毛主席就要接见我们了……话音刚落，全场欢声雷动，一片雀跃。随后，他又宣布了一些注意事项和几条严格的纪律，印象最深的一条是：除毛主席像章外，身上不许携带任何金属物品!随身的钢笔、钥匙等等，都要清理出来，交由解放军保管。此外，他还特别提醒说，由于人多拥挤，身上的帽子、鞋袜、皮带等，很容易被挤掉，要我们千万注意。据他说，前几次接见，光是掉落的鞋袜帽子就捡了无数，用几辆解放牌汽车才拉完。为此，他详细教我们应如何将鞋带拴在脚腕上系牢等等。完后，便让我们到食堂领干粮，每人两个馒头，一个鸡蛋，一个苹果。

　　这一夜，我们都无法入睡，大家都坐着，激动不安地等待着那幸福的一刻。

　　大约凌晨五点来钟，有位同学不经意地站起来往外一瞄，突然叫道：快看，车子来了。大家赶快挤到窗边，只见一辆辆的大客车正秩序井然地开进校园，接着便是集合，上车。我们止不住心头的阵阵狂喜，脑筋里晕乎乎的，根本不知道那车将把我们运往何方，按理应是天安门广场，但车行的路线又分明不是我们已经走熟的那条道。中途又在什么地方下了车，改为步行，且还走过一段小路。直到这时，我们才知道接见的地方不是天安门，而是西苑机场。队伍缓慢行进，好不容易来到机场边，举目一看，天啦，哪里有什么机场的影子，入眼全是黑压压的人群，密密麻麻地挤满了地平线，看去无边无际，绵延不绝。所谓人山人海到了这个份上，平生也就仅此一见。机场边缘有无数用垫席搭成的简易厕所，时时刻刻都挤满了人。再往纵深地带，这样简陋的设施已不可能，内急的人只有按性别围成圈，轮流方便。我们艰难地在人堆里蠕动着，到达指定位置后，冰冷而坚硬的水泥地面，此时已是满地灰尘，一屁股下去便要扬起一阵土灰，但大家都顾不得这许多了。

　　无数的人就在那冷硬的水泥地面上或蹲或坐，安心等待。为了打发时间，带队的解放军要大家拉歌。有位跟我们年龄相仿的小姑娘，自告奋勇地站起来指挥大家。只见她腰系武装带，身着黄军装，头扎两根翘小辫，看去英武而精神。但她刚一开口起头，声音就黄了，惹得众人一阵哄堂大笑，谁知她脸一沉，厉声吼道：笑什么!笑什么!重来!非但没有半点羞怯之状，还一派威严，一下就压住了阵脚，让大家乖乖跟着她唱起来。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眼见已是下午时分，带来的干粮也吃过了，但仍不见有何动静。正当大家都等得有些焦躁难熬的时候，突见前面的人纷纷站起来往前跑，有人嘴里大声喊着“来了，来了……”一时之间，秩序大乱。同时，随着人群的移动，他们身后扬起一阵浓浓的灰雾，在空中翻滚着，扑向前去。我们见势不好，也想跟着跑去，却被那位指导员厉声喝住，要我们都坐着别动，说他参加过好几次接见了，他知道要是主席的车来了，前面必有一辆唱着《东方红》的喇叭车开道，说不要随便听信传言，要耐心等待云云。看他说得那样满有把握，不由你不信。于是，我们又都安安心心地坐下来。但很快就传来消息，说毛主席已经过去了!我们虽觉有些不妙，仍不愿相信那幸福的瞬间就会这样失之交臂，悄悄溜走;更不愿相信，伟大领袖怎么可能就这样不声不响地从我们的眼皮底下过去了呢?那个在脑海中不知反复想象过多少次的激动人心的场景，那个在心中预演过无数次的幸福时刻，怎么可能就这样什么也没发生地空等一场?空欢喜一场?直到见到周围的人开始移动，慢慢离去，我们才彻底明白，接见真的已经结束!机会已无可挽回地失去!那一刻，我们的心啊，就别提有多难受了，沮丧、绝望、懊恼、悲伤，还有迷惘，都一起涌上心头，令人不知是恨还是怨。

　　就这样，不是因为我们的愚蠢，而是因为命运的狡黠，那期待已久，朝也盼晚也想的幸福时刻终于和我们擦身而过，失不再来了!犹如一出没有高潮的戏，人们明明就是冲着那高潮去的，可结果，这戏却只有过程没有高潮。所谓“等待戈多”，“戈多”却没有来，来的只是“等待”，而且是一片痴心的“等待”，这岂不是太让人伤心，太让人不平吗?

　　这就是我所亲历的毛泽东第八次接见。

　　(九)余 绪

　　后据当天的《人民日报》报道，此次接见分两天进行，即11月25日和26日。25日的接见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数60万;26日的接见则分别在天安门和西郊机场两个地方，人数180万。这是历次接见中人数最多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之后，乘车串连便被终止了(当时宣布到翌年春暖花开时再进行)，代之而起的是步行串连。

　　看来，是我们运气不好，赶了趟末班车，不惟首都北京已不堪重负，就是满怀激情发动大串连的伟大领袖，大约也经不起折腾，变得极不耐烦了。于是不能不草草收场，把云集在北京城里的所有革命小将，一次性地打包处理，集中打发了算，所以才会有如此敷衍了事的安排吧?

　　据跟我一道参加接见的一位同学的描述(他是我们之中唯一的幸运者)：那天，他本站在比我们还要靠后几十米远的地方，只因身旁有根柱子，就在人群骚动那会，他爬上柱子，正巧远远望见伟大领袖如幻影一般，站在疾驶而过的敞蓬车上，挥着手，一眨眼就过去了。因为车速极快，很多人都还没反应过来。据此不难想见，沿车道两旁挤得无边无际的人们，又有几多能够成为所谓的幸运儿呢?

　　后来统计，从1966年8月18 日到11月26日，毛八次共接见了1，200多万学生，而当时在校的所有大、中学生，加起来总数也就1，250来万，可见，老人家的接见，至少在形式上算是功德完满，差不多已囊括了当时的所有学生，这也是一项了不起的壮举吧。只是没人能算清，由此造成的损失有多大，因为当时说过是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不过，这政治账还真算得值，经过大串连的洗礼后，所有的学生都变成了“造反派”。因此，当我们12月初从北京返回时，安顺已是组织林立，遍地都是“炮轰”、“火烧”了。

　　——而这，或许就是他老人家棋高一着的地方：大串连确实达到了他所预期的目的：举国皆造反，遍地红卫兵。人民群众确实真的发动起来了!